秦观的这些对夏的战略观点，其实早已零散写于他在元丰年间的五十篇策论中的一些相关文章里。
秦刚听得有点惭愧，因为这些策论都是他曾经认真研读过的，只是当时多限于揣摩其行文技巧、用语精妙。却并没有对其整体的军事分析有过太多的认真思考。
北宋朝堂的对夏战略，一直是游走于轻视与忽视的首鼠两端：
轻视者无知于宋军的积弊以及夏军之顽强，总是幻想着集百万大军之雷霆一击，从而收复汉唐故地，实现皇宋之泱泱功绩。
而忽视者则无视于党项人的贪婪与窥视中原之野心，总以息兵止弋，以德服人的腐儒之由，对外软弱求和、对内鼓吹马放南山。
也正是在一帮元佑主和派的固执推行下，元佑初期，将熙丰北伐最终残留的最后一点战果，即米脂等四寨拱手交还给了西夏。但换来的，却是西夏发自内心的蔑视与不可阻止的狼子野心。
自元佑以来，宋夏边境的战火，就一直没有真正平息过。若是没有章楶打“固守”旗号的“浅攻”之力的威慑，环庆一线的防线，大概都要陆续崩败，而河湟开边的成果也将丧失殆尽。
秦刚这时才发现，谈论边境军事之时，秦观的全身上下，似乎绽放出一股难以形容的气息，有曾经年少时的青春锐气、有人至中年时的睿智察力、还有始终未减的豪情壮志，三种无法遏制的情怀，跃然于一句句言语中，使人不禁眼前开始恍惚：
这还是那个“山抹微云”的华采词人，还是那个歌颂“金风玉露”的多情才子么？
“不过，如果需要朝廷来征召老师去征战沙场的时候，那样的时局，不知道是到了多么糟糕的局面。”秦刚以此开玩笑道。
“孙子有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虽讲的是战时的计策之道，但也可以引述为治国之战略之道。如若我大宋天下之读书人，都可懂兵、知兵而不必为之用兵，则势可震慑四方宵小、伐可平定天下纷争。”秦观以此说道。
秦刚才知，自己小看了老师的军事视野。
三人一直谈到晚饭之前。
原本在扬州做了一段生意的胡衍，在来京城之前，都感觉自己与大哥的差距已经拉近了不少，不过在这一轮的聊天中，他又再次悲哀地发现：距离更远了。
注：苏辙的《颍滨遗老传》写：“自元佑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时人心已定，惟元丰旧党分布中外，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此为史载对于北宋党争中最早的“旧党”一说，其实指的反而是新党。而最早用新旧两党来特称北宋士大夫派别的语例，要到清人陈绍箕的《鉴古斋日记》所记：“苏东坡言于神宗曰……太急则反不能治矣。听言太广，则新党、旧党将争哄于廷，言哤政杂，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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