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北方联合药业，还是很有些价值的。
上万亩的土地刚得，暂且不算，上万名的技术工人，也不能单纯的看做是负担，怎么说都是技术工人来着。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80年代的中国是根本不缺技术工人的。那么多小三线大三线的工人都要失业了，要不是组建了化药振兴办公室和北方联合药业，华北药业的万把工人，用不了几年也都是要面临失业的。
更准确的说，是混在一起的上万名工人，就像是一堆没分拣的枣子，要是不散摊子的话，烂枣子迟早也会把好枣子带烂的。
这样的北方联合药业，能估值出6000万美元，再从捷利康手里收来真金白银，是谁都没想到的。
对于捷利康，不管是北方联合药业，还是化药振兴办公室，他们都是不感兴趣的，他们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杨锐手里的药品。
仅仅是生产和销售的利润，就能让他们赚回本钱了。
也只有杨锐开发出来的新药，才能给他们赚回3000万美元。
制药公司对于新药的渴望，是其他行业的工作者很难体会到的。
全球上千家的制药公司，有能力进行新药开发的制药公司，通常也就在百家以内，除了个位数的仿制药公司以外，剩下两位数的制药公司，每年却只能投入市场三五种纯新药。
这时候，谁掌握着新药，简直就掌握着生死大权。
不是象征意义上的，就是实际上的生死大权。
像是戈谢病，它虽然是罕见病，却也是发病率较高的罕见病，全世界的患者人数有数十万之多，但在没有适合的药品的情况下，戈谢病人的生命周期自发病以后，也就是10年而已，基本不会超过20年。
这时候，也就悄然存在着一个所有人都不愿意去想的信息，如果真的有特效药的话，世界上就不会只有数十万名戈谢病人了。
而这么多人，显然不可能一次性的得到药品。
即使是出于安全的角度，各国也不会让新药一口气在自家铺开。
此时，制药公司其实就掌握着这些戈谢病人的生死了。
他们先在哪个国家申请销售，哪个国家的戈谢病人就能先期得到治疗，这不仅意味着更高的生存率，还意味着减轻痛苦，提高生活质量。
没有谁愿意拖着一个病躯去生活的。
而从消费者和医院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是期望有特效药出现的。
总能生产出新药和好药的制药公司，就会更受到医院和医生的欢迎，这是独属于制药公司的逼格。在必要的时候，制药公司甚至可以进行捆绑销售，规定买多少特效药，就要买多少普通药……
在法规限制不严格的地方，谁掌握着生死大权，谁就有资格赚钱。
50万条人命值多少钱？
一人100美元多不多？
一人200美元贵不贵？
在现代消费体系中，生产成本对于制药公司来说只是小头，销售、研发和管理成本是开支最多的地方。
一款新药，也许不能一口气让制药公司暴富，年销售额10亿美元的重磅炸弹毕竟是少数，但是，一款源源不断的新药，却是制药公司生存的意义。
不仅是制药公司自身生存的意义，也是公众、社会和国家对它的看法。
一家制药公司如果五年生产不出一款新药，甭管它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即使其他收入方面赚的很多，投资人总归会对它忧心忡忡的。
一家制药公司如果10年生产不出一款新药，哪怕投资人自己不说，公司自己也要撑不下去了。
在兜售健康和性命的行业里，制药公司赚钱的手段实在太多了。
某些特殊的罕见药，每年的治疗费用甚至可以开到百万美元，堪称变态。战乱地区的制药公司也从来不是以仁慈的面孔出现。繁华都市里的制药公司，更是善作蝇营狗苟的勾当。
然而，不管制药公司想要怎么赚钱，你手里首先得有药。
15年专利期的新药，25年专利期的罕见药，就是制药公司手里的武器。
15岁的小男生愿意为自己的盗贼号的武器付出多少，制药公司就愿意为一款新药付出多少。
北方联合药业的小心思，在捷利康的压力下，如冰雪落在了烤炉上，须臾间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不过，先期拨到离子通道实验室账上的经费，依旧只有少的可怜的20万美元。
用北方联合药业新任总经理王高涵同志的话来说：“先用着，不够的话，再打个招呼，钱就过来了。”
负责做重组dNA的项目组自然是怨声载道，谷强更是抱怨道：“20万美元连买荧光酶标仪的钱都不够，都不用开始，就结束了。”
杨锐选择的戈谢病的特效药是酶替代方案，给缺酶的人把酶补上，就这么简单的原理。
但是，要做出人体合用的葡萄脑苷脂酶是极难的事——且不管此步骤是怎么进行的，像是荧光酶标仪这样的仪器，是必须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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