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放先生说：“到了汤王时代，为锡则子；武丁时代，降生于周，为变色子；武王时代，为育成子；
成王时代，为经成子；康王时代，为郭叔子。
其所作《道德经》二篇，为道经之祖经。
其渊源之深远，道理之精微，三教九流，天文地理，五行气象，无不包涵于其中。
遥想当年，黄帝以天子之尊，捐天下，居特室，席白茅，斋戒三月，膝行稽首，求问大道于广成子。
孔子以圣之时者，专问礼于老子，归而寝不安于席，食不甘于味，有犹龙之叹。”
接着，元放先生给马腾讲了汉文帝的故事。
道家在中国历史上，最初发生最大影响的，是在汉朝汉高祖刘邦的创业之初，所用建立功业最大的人才，便是张良、陈平这些人，而他们都是学道家的人物。
在历史上标榜汉初的盛世“文景之治”，汉文与汉景父子两代的思想领导，都是用“黄老”的道家学说，表现得最深刻的便是汉文帝。
刘邦死后，吕后专权，杀死了很多汉室宗亲。后来大臣们选定了刘桓继位。
刘恒，顶了一个代王的头衔，被冷落在边塞，突然传说长安有人来，请他回中央当皇帝。
手下人意见不一，最后请示母亲时，这位深通《老子》的老太太，运用了无为之道、用而不用的原理说：“先派舅舅薄昭到长安去看看吧！”
意思是先派一位大使前往观察一下形势，收集些情报资料。
这位大使舅爷自长安回来，报告情况说，可以去接位，于是刘恒才带领张武、宋昌等一些干部，前往长安，准备承接皇位。
这时刘恒的身份，还是代王，不算是皇帝，不过是刘邦几个儿子中的一个，连太子的名分也很勉强，最多只能说他同等于一位太子而已。
在另一方面，这时汉朝中央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早已掌握在周勃一人手中。
当刘恒从边塞来到了首都长安城外的渭桥地方，周勃早率领了文武百官，跪下来接驾，刘恒也立即跪下来还礼。
这就是刘恒之成为汉文帝，他深知此时的局势非常微妙，进退应对之间很难处理，何况自己还没有即位，所以立即下跪回拜，这也就是老子的精神——“谦德”。
《老子》中说：“我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这是老子的三件法宝。
汉文帝的一生，就实践了老子这三件法宝。
可是在刘恒左右的张武和宋昌，也是了不起的重要干部，都曾深习黄老之学。
在渭桥行过礼后，周勃向刘恒说：“代王！我和你退一步，单独说几句话。”
这时宋昌就出来说：“不可以。请问周相公，你要向代王报告的，是公事？还是私事？如果是私话，则今日无私。如果是公事，则请你当众说，何必退一步说？”
宋昌确实是一位好参谋长，这也是老子之道无私的反面运用。
周勃被他说得没办法，就说：“没有别的，只是公事。”
宋昌说：“什么事？”周勃说：“是皇帝的玉玺在此，特别送上。”于是将玉玺送给代王。
刘恒接过玉玺，照常情，他就是皇帝了，他却说：“这不可以，今天我初到，还不了解情形，天下之事，不一定由我来当皇帝，可以当皇帝的人很多，我现只是先代为把玉玺保管起来，过些时日再说。”
这就是黄老之道的“用而不用”，要而不要了。谦虚是谦虚，该要的还是要。
他收下玉玺以后，还是没有立刻即皇帝位，住在客栈九个月，没有办事，等一切都观察清楚了，才宣布即位当皇帝，这时年纪还很轻，政事还是很难为。
第一，他的同宗兄弟中，还有年纪比他大的，还有一些远房伯伯叔叔的孩子，亦算是刘家的宗室。
第二，以前曾跟刘邦一同起来创业、掌有兵权的老将军们，分在四面八方，人数很多。内在的政治基础不够稳固，外面的实力空虚，自己手上没有一个兵，只是手里拿到一颗玉石刻的大印，能印得了什么？
可是他考察了九个月以后，发现最难对付的，是长江以南的地方势力。
其中的南越王赵佗，在吕后乱政的时候，他听说在故乡的兄弟被诛，祖坟被挖，对汉朝非常怨恨。
吕后死后，他见汉朝中央主政无人，便自称皇帝，而且兴兵到湖南长沙的边境，准备向北进攻。
在历史的记载上，有关汉文帝处理这个大难题的有两封信，其中一封是汉文帝给赵佗的，一封是赵佗答复汉文帝的，这样两封往来的信件，消弭一场大战于无形，亦拯救了无数生灵。
当然，事情并不如此简单，汉文帝在写这封信之外，还有内政上的措施，军事上的部署等等，并且遴选了一位老谋深算的特使，便是赵佗的老朋友陆贾。
各方面都有了妥善的安排，摆好了一个有利的形势，增加了这封信的力量，于是收到宏大的预期效果。
就这样往来的两封信，消弭了一场可怕的大战，这就是黄老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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