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掌院学士吴宽告病。他身上“列席御前会议”的位置就被许多人惦记着。
如今大明朝堂的“界限”非常分明。“重臣”是那些官员一目了然。这就不像以前比较模糊。
举个例子，譬如以前若朝廷发生大事，弘治皇帝需要在武英殿议事。那些够资格的大臣基本都会去武英殿。
这个“够资格”通常就是指的有廷议资格的大臣，在加上武臣中超品的勋贵。
而人一多，其实就没法区分朝臣中谁的地位比较重要。很多时候就看要“风评”、“人心”。
大明朝的重臣们，其地位有很大一部分要靠“名声”、“党羽”来实现。
而不是靠制度！
这是有非常大的弊端的。做事情哪能不得罪人？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最终结果就是大明不好！
另外一个弊端是：导致重臣们对下权威不足，对同僚倾轧加剧。
权威不足，表现在大明朝的刺头很多。特别是御史群体，随时都敢“咬人”。
倾轧加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嘉靖皇帝开启的内阁争斗。想要当首辅？很简单，干死排在你前面的那个人就行！
而万历皇帝为压制“权相”的出现，放任御史攻击宰辅、阁臣。最终形成明末时操蛋的格局，居然靠清议（舆论）来定国策、官职。东林党遂兴。
所以，大臣们权力、任期，都不能模糊，反而应该是明确起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如何来领导这个国家？
皇帝要保住皇权，压制相权，两宋时期和万历皇帝那种靠“御史”来骂宰相的路子明显是错的。当代的治理制度才是应该借鉴的。
张昭这个“御前会议”搞出来，那就是明明白白的圈定“重臣”的范围。没有参加会议的资格，那就没有参与朝政决策的资格。而不像之前，谁都可以哔哔。
事不谋于众，这是老祖宗们早就总结出来的智慧。
经过这一年多的运行，御前会议已经算是渐渐的深入人心。毕竟与会者都是阁臣、九卿，列席者是都是翰苑清流、储相。
列席会议者虽然没有发言权，但是可以近观整个朝堂决议的过程，对日后的仕途影响可想而知。最起码是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官场风向。
最终在此次会议中决定的人选是左副都御史刘宇。
…
会议结束，十几名文武大臣们三三两两的从养心殿中出来。经由乾清宫前的大道往东直行，然后再南下，过清宁宫、文渊阁，从金水桥跨过金水河。
至此处，阁臣们回内阁，大部分大臣是东出东华门。而左都御史戴珊、大理寺卿宋隆、刑部尚书闵珪三人则要横穿奉天门前的广场，从西华门出紫禁城。
三法司的衙门不在午门前。而是在宣武门里大街处。
三人边走边聊。
戴珊是弘治末年的能臣，跟着刘大夏一起很是办了一些实事。叹道：“元辅还是从晦庵公（刘健）的角度做了考虑啊。”
刑部尚书闵珪也是能臣，道：“非只如此。此例将打破翰林学士们对列席会议资格的垄断。”
其实要说翰林院的学士们列席会议的权力被打破还得说成国公朱辅、枢密主薄林文宁。但这是武臣，不在他们议论之列。
戴珊道：“以后这样的议事形势恐怕会多起来。”弘治皇帝身体不适，委托首辅李东阳来主持召开御前会议只怕将是常态。而这也将深刻的改变大明朝啊！
历史的改变，总在不经意的细节中。戴珊等人深处其中，恰恰认识到。
…
…
御前议事会议定下来章程，大明中枢的衙门们开始运作起来。户部存在大明皇家银行帐上的银元往枢密院的账户上划拨。
国泰商行、幽州商行随即开始大批的采购，下订单，筹备各种物资。京师的百姓随即感受到战争即将到来的氛围。
枢密院的任命下发，城北的十二团营开始为出征的名额争吵的不可开交。这是英国公张懋要协调的事情。而李逍遥的九团，早就作好出征的准备。
在大明京师紧张备战的情况下，城东鸿胪寺下属位于城东的“客馆”中，也就是使馆，这座占地宽阔的“客馆”中居住着各国来的使臣。
三月二十四日，朝鲜王国的使臣金善洪颓然的在屋中饮酒。下属们均是不敢劝。
金善洪刚从礼部尚书张升处打听到明廷最新的决策：政治解决朝鲜王国，最终目的是东瀛的银矿。东瀛正在战乱中，没有使臣在京师中。只有他们独自承受这个消息。
张昭当着他的面提出的三大条件被明廷予以认可。他这些天在京师中的奔走、呼吁全部是白费。
“呼…”金善洪吐着酒气，看着庭院里的榕树，摇摇晃晃的撑着脑袋，“这叫我回去怎么向国君、百姓交代？”
想起那日去新秦伯府上见张昭的一幕幕，金善洪现在依然觉得悚然。
张昭此人非常可怕！
不仅仅是他的想法，更因为此人的行动力，影响力。明廷的决策明显被他影响。根据京师里他们这些使臣中流传的小道消息：大明对外的国策掌握在张昭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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