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贞观年间。
李世民一边看，一边对照央洲军队和皇帝官员的表现，不由认同地点头。
认同之余，他觉得自己也隐隐有些冷汗冒出——神迹提到的原因之一，是一个很容易犯的错误。因为己方之前的战果，因为己方多年以来的情况，就变得充满自信。
这没什么，自信是好事情，但是自信的同时却因为自己的骄傲而不屑于去看其他敌人的能力，其他敌人的优缺点，不愿意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个切实地分析，而只是固执地沉浸在自己的自大自傲之中——是的，自信已经变成了自大和自傲。
就连事后分析战败原因，都不能依据事实，而是要和自己脑中的固有逻辑认知相对照……
这种自傲自大、导致压根不愿意切实了解一下情况、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认知和做法的问题并不算少见。别的不说，大唐当时的那个彩蛋中，李某人不就同样存在这样的状况、犯下了这样的错误吗？
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缔造额的盛世太平之景中，对于其他大臣劝谏的问题置之一旁，全然当做了耳旁风——就算当时的那些大臣去反对李某人对安某人的宠信，有着他们政治斗争的缘故，可这种劝谏也并不是没有道理、没有实际依据的啊！
可他倒好，一点也不听，实在不行就走个过场，觉得自己的各种“防范举措”万无一失，觉得安某人绝对是“忠心耿耿”……
呵！
李世民想到此，就不由得磨了磨后槽牙，心中怒火顿生。
不过，和大唐当时的情况还有些不同的是，央洲这边——几乎都没有人对皇帝、对这些不明情况固执荣光的大臣们提出反对意见！
大唐当时，不论是为了党争夺权，还是真心为了大唐天下的安稳，总还是有人向李某人进行劝谏，提出异议的。可央洲这边……非要说提到过莺莺国“打不过”的人，还是那个静安——还不好说他是切实上报的情况，还是其中夹带了他自己不想打仗的私货，有没有过度退缩。
其他的大臣，要么是压根不觉得莺莺国军队是个什么真正的对手，要么是知道情况却为着自己的官途性命而忙碌，压根不会把这些情况上报到朝廷。
这太可怕了。
这说明，除了那几个亲临一线过的官员，剩下的所有官员，所有人！都秉持着“央洲上国，一个蛮夷国度也不过是在海上撒野，怎么可能侵入到内陆地区”的想法。
这种大部分人统一想法，拥有一致观点的情况，想要达成可是相当困难的。
而央洲达成了这个想法，这恰恰表明了当时央洲上上下下都在固执荣光、沉湎于上国身份、自大自傲对敌人在不了解的情况下不屑一顾……
整个朝廷都是这种风气，其弊病的深度、改变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更不要说那个可以与这个原因之一完美结合的原因之二了。
想到原因之二，李世民就不由得看向了自己倚重的武将们。
尉迟敬德有些唏嘘：“要重视人心、重视军心没有错，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毕竟，有时候与敌军稍差一些，或者双方水平相差不多的时候，除却主帅和将领的战术之外，就是士兵乃至当地官民的执行能力、凝聚度了。甚至，有些与对方实际上相差极大的战争，弱势一方也不是不能获胜——虽然这其中也有着其他原因，但是士气这方面同样重要。
“重视军心民心不是错误，但是不能就在乎了这方面啊。”他做出总结。
事实上，尉迟敬德对于后世流传的这种“人心决定论”也非常不解，明明他们大唐这时候可也没有一直围绕着人心军心打转，怎么央洲就变成了这副样子？
他们大唐的经典战役还不够多吗？他们大唐的战役中，也没有搞什么人心决定论吧？
程知节也点头：“军械装备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
哪个战争，交战双方没有尽可能地让自己的武器装备变得更加有效？
程知节回想半天，也没有想出来，是那个先贤有这么教导过世人，说外在器物不重要，内心才是绝对的关键呢？
长孙无忌分析：“多半是后来的不知道哪个贤人提出了这个观点，然后在使用过程中越发歪曲，最后一条道走到黑去了。”
反正，他们大唐在这时候还没有这种事情。
——虽然他们大唐乃至之前的五代隋朝各种独特神奇的事情也不少，但是这种论调绝对不是这时候诞生的。
【就在平海县战败的时候，由于传信距离和速度限制，皇帝在京中等到的，还是此前裕舒表示必将获胜的好消息。】
【当然，除去裕舒本人递交上去的奏折外，还有附近地区其他官员们上交的奏折。】
【他们在奏折中讲述的是在莺莺国舰队袭扰平海县、并试图进行各种情报侦查的期间，平海县的守军英勇作战，用火炮给以莺莺国舰队还击，并且成功数次击退敌军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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