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早以前，已经有官员上表劝郭鹏不要那么详细和频繁的对地方进行人口和土地亩数普查，那对基层来说压力很大。
记录数据需要大量的记录载体，可是偏偏这些东西是非常缺乏的。
竹简也好，帛书也好，纸张也好，价格都不便宜，不能那么大规模的使用，使用太多，连储存都储存的不方便。
以前使用竹简都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写错字了或者需要更新的时候都可以用刻刀把之前写上去的字刮掉，然后继续写。
现在为了比对数据的真实性，这样的行为不被允许，于是制造竹简的部门只能把竹简造的越来越薄以降低成本。
但这样又会增加制造竹简需要的时间，让竹简制造工场劳累不堪。
兼管工部的田丰多次上表希望郭鹏考虑这个问题，郭鹏不听，反而斥责田丰办事不利。
每逢战事或需要动员人力物力的时候，还是强制性要求地方进行详细且全面的人口和土地亩数的普查。平常时节则规定三年一普查，不得有误。
田丰为此忧心忡忡，
这笔财政支出就很高，工部压力大，地方官府的压力也很大，基层官吏的压力更大，成天跑上跑下传递消息，苦不堪言。
可是郭鹏就说，人口和土地对于帝国财政和军事的意义极大，所有物资都源自于人口和土地，若是不能对这些有充分的了解，朝廷在实行政策的时候就会有所失误。
皇帝也好，官员也好，必须要对自己掌握多少人口和土地心里有数，不能糊涂。
不然一旦决策失误，受到损失的将是整个国家，甚至会造成社会动荡，会饿死人。
比起让黎民百姓受苦受饿，你们这些拿着国家丰厚俸禄的官员难道不该出点力吗？
我给你们那么多福利是为了让你们当老爷作威作福的吗？
办不到就给我滚！
政府里不需要喝茶养老的废物！
郭鹏定下了严厉的督查怠政懒政的规矩，利用中央大量计吏进行数据统计，搞出非常初级原始的大数据概念。
根据各方数据比对，就能对汇总到中央的数据进行判断。
判断方法也很简单。
一旦某地的某项数据出现了和周边县乡村平均数据较为大的差异，或者纵向比较本身所在地区的过往数据，发现较大差异，就立刻能判断出这个地方有问题。
一旦判断出了问题，郭某人立刻下令从中央吏部和御史台调人组成纠察组，立刻出发到地方调查此事。
基本上通过这种检查的手段检查出来有问题的地方就是一查一个准，中央纠察组准能揪出一批吃白饭不干事或者刻意隐瞒问题存在的米虫。
这一套来自中央的大数据压迫威力十足，前所未见，让中央的压迫力前所未有的深入到了基层，使得交通发达的中原与河北地区的基层官吏被中央折腾得苦不堪言。
郭某人在他们看来就是无处不在的，怎么着都能查出问题，想偷懒想做点什么都不可以。
他们真的太难了。
但是不要紧，郭某人十分有自信，从不担心这帮人会撂挑子不干，因为他们放不下诱人的权力和福利。
他们知道瞪着眼睛等着取代他们的人还有很多，那些人瞪着他们瞪的眼珠子都红了，他们只能乖乖地被中央政府，被郭某人压榨。
这就很美妙。
郭鹏的要求是这样，但是竹简的消耗真的很大，帛的价格又太昂贵，纸的产量又很低，对于财政的压力的确很大。
这是事实，每个季度的财政报表报上来之后，关于书写载体支出的方面都是一笔天文数字，也难怪王粲和田丰总是要过来和郭鹏诉苦。
到如今，首阳山讲武堂的办理和五百人的教学规模让工部和财政部终于忍不住将此事再一次提出了。
王粲和田丰联名上表，向郭鹏请求减少竹简的使用，降低使用书写工具的频率，让大家多少喘口气，地方馆需要喘口气，中央也需要喘口气。
那实在是太花钱了，财政快吃不消了。
嗯，看来是差不多了。
郭某人于是意识到，时机到了。
是时候开始让纸取代竹简了。
这可不是我强行要求的，是你们主动求着我的。
不怪我。
其实当年郭鹏前往洛阳求学的时代，就已经发现当时的洛阳有钱人家非常盛行使用一种青州产的纸。
这种纸较之当年蔡伦的纸已经有了极大的改进，当然一样不怎么好用。
当年郭鹏也使用过，写字也好，画画水墨山水画也一样，使用体验并不太好，吸墨能力比较差，而且还特别贵。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青州来的纸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
质地越发的好，当然，价格也越发的贵，能使用的人依然是上层士人和有钱的土豪。
再到后来，黄巾之乱前后，一种名为左伯纸的纸在洛阳莫名的流行起来。
据郭鹏打听，在青州东莱郡，一个名为左伯的造纸匠人脱颖而出，掌握了很棒的造纸工艺，他造出来的纸在质量上超越所有当地产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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