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斗争在四民大会，李来亨的工农党和王夫之的地主资本家党以四民大会进行斗争，女皇以及女皇控制的政府和军队中立。
但确保国家稳定。
四民大会的斗争无论谁输谁赢另一方都必须接受失败。
这就可以了。
事实上当公田法完成后，地主阶级基本上就不存在了，最多就是资本家和种植园主，佃户也不存在了，基本上全是自耕农。另外士这个阶层也在变质，因为传统意义上的士子随着科举改革也没有，现在的士是指新科举的那些秀才举人们，可以将其视为精英阶层。
他们很多人都不学儒家学说……
这些家伙往往是最识时务的，过去他们靠儒学为敲门砖，现在当护国公给他们准备了好几块敲门砖后，立刻就有人抛弃孔夫子，现在已经有人公然声称自己是法家了。
他们的转变还是很迅速。
而且这些新科举的士子，除了一个头衔之外没有任何特权，朱元璋时候他们好歹还免徭役，但现在大明已经没有徭役，所以他们连这个特权也没有了。别人该交的税他们也一样得交，而且哪怕就是举人，现在也没资格当官，毕竟五科进士等着呢，过去进士少，举人监生什么的还有可能捞到一官半职。
但现在进士一大堆呢！
而且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这个阶层也越来越平民化，过去一百个举人里面很可能就寥寥几个底层农民出身的，但以后绝大多数都是。毕竟义务教育让底层农民的后代都享受到了教育的机会，学问不再是世家垄断，而他们学习的实用知识，更容易在杂科的科举中出头。
反而世家子在这方面差了些。
毕竟他们还是很高傲的。
这样四民就完全变质。
士变成了精英们。
或者也可以说科学家医生艺术家之类，不过后者肯定弱势，毕竟五科科举没有考琴棋书画的，指望演而优则仕更是不可能了，也就是文学家能考个文科。而剩下工农商医分别对应着科学家，农学家，经济学家和医学家，他们还是很实用的，虽然经济学家最后往往令人厌恶，但不得不承认他们还是有用的。
商变成了新兴资本家和种植园主们。
也就是财富阶层。
均贫富是不可能的，杨庆还没这个能力，所以有钱人锦衣玉食就锦衣玉食吧，真要均贫富了，第一个先均他那一家子，比如他小姨子这样上厕所都得洒玫瑰精油的。
但他们不会把国家变成自己的傀儡了。
毕竟四民代表不是票选。
杨庆的抓阄奇葩归奇葩，但在这方面优势明显，哪怕资本家投资也不知道该提前投资谁，这种随机产生的代表很让人纠结。尽管收买仍旧是不可避免，但至少五年一届的抓阄让资本家收买也免不了手忙脚乱，尤其是成本大幅增加。毕竟有效期最多也就是五年，五年后又得收买一遍，连任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现任四民代表又不参与下任的抓阄。如果投资太高的话，对资本家来说这很显然是不划算的，但如果他们出价太低的话，那些四民代表很显然也没兴趣为此冒生命危险。
毕竟他们也怕死。
总之这种方式严重制约了资本家们主宰国家的步伐。
农则变成了自耕农。
他们将是大明军队的支撑。
同样也是大明对外扩张的支撑。
至于说什么中国人没有对外开拓精神的都纯属扯淡，自耕农时代的中国人从来不缺乏扩张精神，无论汉朝还是唐朝，对外开拓的基础都是自耕农集团。说老婆孩子热炕头，只是因为吃不饱饭的佃户们，能够梦想的也就是这些，他们哪敢有其他梦想，现代中国人都能成群结队跑到非洲做生意甚至开荒，已经证明了自耕农体系下的中国人，往外跑的热情相当高。
自耕农才是强国的基础。
最后一个阶层工人，也由手工业者逐渐转变为真正的工人阶级。
“但你仍旧无法均贫富！”
李来亨立刻发现了他这个体系的问题。
“是呀，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要均贫富，我要的只是维持稳定，而维持稳定的前提，就是各方的矛盾不至于激化。富可敌国会有，但贫无立锥之地不会有，斗争的目的不是让所有人都一样，而是帮助那些工人和农民尽可能多争取利益。均贫富这么伟大的事情我可干不了，我只能最大限度保证不会出现赤贫而已，当然，如果你有能力你可以去努力，但前提是不能造反。”
杨庆说道。
“你也就敢做个方从哲了！”
李来亨无语地说。
“难道你还想我做闯王？闯王我是不可能做的，你看看我要做闯王自己就是第一个要上夹棍的，我能做的就是方从哲，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努力平衡各方利益。”
杨庆很坦诚地说。
“但方从哲终究还是失败了！”
李来亨说道。
“但他没有强权而我有，他没有别人可害怕的，到万历一死他就更没有了，但我有，所以在我死之前我可以保证这个体系不会出问题。至于我死之后的，就只能在我死之前一点点解决了，矛盾永远存在，这个是解决不了的，只能让各方学会互相妥协学会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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