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长安城内百姓们也是议论纷纷，他们想要逃出城去，他们知道以长安现在的兵力想要攻下容易，也并不是那么小看，为何呢？因为宋朝自打契丹皇帝耶律隆续登基一年来从来都是胜少负多，耶律隆绪的骑兵天下无双，马鞍铁甲这些套在马的身上，而且他们步兵也是举世无双。宋朝根本不敢给他们硬碰硬，其实宋朝还有喷火弹只是他们不好用，因为皇帝说过如无必要是不可能用的，所以他们拿出喷火弹只是制造一种兵临城下感觉。
此刻的他们虽然没有见过辽国可怕，但是听到了辽国的突然到来，也意识到这是可怕。从来灵战争必然会有人因为战争而灭亡，战争带来的是毁灭，这是普天下老百姓都是预料到的。何为战争，先秦时期，虽然对战争的起因、战争性质的探讨，还相当肤浅，甚至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毕竟已涉及到战争的根本问题。认为战争的胜负既是物质力量的竞赛，更是政治、人心的抗争。因此，战争的胜负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重要因素。
（一）凡战必本于政胜
周易曰：“师贞，丈人，吉无咎。”（《周易·师第七》），言兴兵打仗合乎正义，又有德高威重的人临阵指挥，即使物质力量不足，也能最终取胜，而没有祸咎。为什么呢？因为“师直为壮，曲为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正义之师，理直气壮，斗志昂扬。反之，则理亏气衰，斗志消沉，这是正义战争之所以有力量、最终战胜敌人内在的根本原因。《商君书》直言，“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商君书·战法第十》），《淮南子·兵略训》也说，“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强调指导战争的原则，必须以政治为基础和前提，政治上的优胜是最重要的优胜，是战胜敌人最根本的条件。政治统治能控御民众，臣下拥护君主，那么军事力量就强。民众抵制政治统治，臣下反对君主，军事力量就弱小。政兴则战胜，政衰则亡国，是普遍的历史规律。因为政兴可以上下同欲，兵民一致，同仇敌忾，共同对敌；政衰则如一盘散沙，人心涣散，士气低落，不仅不能一致对敌，甚至可能导致内乱和倒戈。因此“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淮南子·卷十五·兵略训》）。《商君书》则更进一步地断言：“政久持胜术者，必强至王”（《商君书·战法第十》）。因此要讲究“兵起而程敌，政不若者勿与战”（同上）。
司马迁举例说：“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太史公自序》）。没有军队国家就不会强大，不施仁政国家就不会昌盛。黄帝、商汤、周武王就是因为具有了这两个条件而国家兴旺，而夏桀、商纣王、秦二世之所以灭亡，主要是在政治上丧失人心。无兵不强，兵是力量的象征。但仅有兵还不够，国家昌盛还需要德政，德政是兵强的基本前提和坚实基础。《百战奇法·生战》指出：“若以顺讨逆，以直伐曲，以贤击愚，皆无疑也”，“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吕氏春秋·卷七·孟秋纪·禁塞》）。理由是“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三略·下略》）。正义战争一方对付非正义战争一方而言，就如同用决开的江河之水去淹灭微弱的火把，在深渊的岸边推落一个摇摇欲坠的人，其力量是强大的，胜利是必然的。
战争的本质之所以是“政胜”而不是“兵胜”、“武胜”，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卷四·公孙丑车句下》）。
因此，治政比治军更为重要。所以提出“良吏优于良将，善政优于善战”（《筹海图编》）。当然，“政胜”并不排斥“兵胜”，二者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互影响、辨证统一的，并不矛盾。“用武则以力胜，用文则以德胜。文武尽胜，何敌之不服！”（《吕氏春秋·卷十五·审大览·不广》）。
（二）师克在和不在众
古人非常强调“和众”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制胜的重要因素，指出“师克在和不在众。”（《左传·桓公十一年》），强调“凡胜，三军一人胜”（《司马法·严位第四》）。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和众”，作为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如果上下不和、左右不能协调，虽有规模之众，也难以夺取战争的胜利。而凡是夺取胜利的战争，三军必须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相互支援，密切协同，否则“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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