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佼认为，绝对君主制和名正言顺的刑罚，可以使得国内的贵族受到制约、使得民众的利益得到一定的保障，也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内耗从而使得国家强盛。
在认为“君为鱼、民为水”的前提下，无限加强君权，使得形成一种民君二元结构，让国君成为一国主权的象征和执行者，如果可以做到，那么这种绝君主制的国家下，国君没有必要侵吞财物，因为整个国家都是国君的、民众财富的总和就是国家的财富，也就是国君的财富，因为国君是一国的主权的实体。
这在适开始大规模修正墨家的理论之前，无疑和墨家的一些想法是相似的，也正是因为天下大乱、贵族争权、国君无力、民众苦难的背景下所出现的一种符合时代的想法。
尸佼对墨家没有意见，而且向来认为墨家在泗上的手段，很合乎他的想法，确实做到了“以财为仁、以力为义”，看似泗上无君，但实际上却是个权力集中可以做出大事、压制反叛的政治制度。
尸佼和弟子卫鞅讨论过，讨论的结果很微妙。
其弟子卫鞅认为，泗上的政策很好，但也仅限于泗上，别处不可复制，想要成就功名，不可以不借鉴泗上的手段，但绝对不可以复刻泗上的手段，因为除了墨家之外，再无别的诸侯有一个数万人的、同义同心同德同志的组织，照抄泗上的做法去别国，那简直就是灾难。
如果想要在别国建功立业，就必须要支持绝对君主制，以刑罚治国，取缔上下尊卑，尚贤重才，打压贵族，最好能够做到“民选的、绝对权力的、世袭的诸侯”这种程度。
既可以借民之力，又可以在礼崩乐坏的大环境下获得君位的法理性，既否定天子之权神授、诸侯之权天子授的法理；而是变为君侯之权民授，且一旦授予不可收回的法理。
这些话让尸佼大受启发，而起随后年纪轻轻的卫鞅也对诸子百家的一些学派提出了自己看法。
他认为，农家发展壮大，靠的是“真正的平等”来吸引人。
墨家发展壮大，靠的是“虚伪的隐藏在财产不平等下的人格的平等”来吸引人。
而诸侯要做的，只能选择“严苛法律之下的明确规定的不平等的平等”来强大国家。
即法律不要去追求什么公平，要的只是在法律之下人人都要遵守的平等，但又明确出不平等的地位，同时给予底层一个向上爬的阶梯，只有这样，才可以在礼崩乐坏、墨家使得天下人追求自己权利的大背景下发展壮大。
此时活动于天下的百家，哪怕是最风轻云淡的道家，也有一派是入世的，只要心怀天下，总归是有着天下心的。
而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名动天下、执掌一国、大争之世奋勇向前的建功立业的诱惑，那实在是难以抵挡的美味。
卫鞅素有大志，素想成就功名，一心最为佩服的就是当年对着母亲发誓“混不好我就不回来了”最终名扬天下的吴起。
这种大志，也注定了他不想要加入墨家，因为加入墨家的那些人，多是想着“有志为天下芬”的集体主义，打压的是那种“名动天下”的功名追求，而且也确实在人才济济的泗上混不出那种“一人惊天下、一人强一国”的功业。
在泗上的人，融入的是组织和体系，离开了泗上，很多人不过是中人之姿，并没有经天纬地之才，只不过泗上的组织和体系太过优秀以至于中人之姿的人可以凭借这个体系和那些天下所谓的顶尖人物一较高低。
这一点卫鞅不喜欢。
况且，泗上已经很强盛了，泗上也有自己的体系组织了，自己年纪轻轻，正该建功立业，为什么要选择泗上这个注定了将淹没于开创的墨子、稳定的禽子、完善的适这三代、之后哪怕立于巅峰也注定被人遗忘的人呢？
他想建功立业，他想壮怀激烈，他的先生为他提供了这个舞台和机会，就是今日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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