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上不出兵，商丘的事，那是皇父一族嘴里的戴氏之乱。”
“如果各国以戴氏之乱的名义出兵，就必然不敢动我们在各国明面活动的同志，他敢动我们的人，那就不是干涉宋国，而是对泗上开战。对泗上开战，我们可以直扑魏国河东地、楚国陈蔡地，他们只怕也要考虑。”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成事，回旋的空间极大。泗上中央那边自然会作出应对。”
“可若是我们直接妥协隐忍，那失去了主动，难不成我们这的放弃宋地？”
“不放弃宋地，那么我们便师出无……无旧名。以利天下和害天下的名义发动战争，那就是彻底和各国宣战。只要我们能够成功，那么还可以用助戴氏的名义出兵。”
这人说的极有底气，而这底气的原因，就是因为商丘是泗上之外墨家的大本营，那是墨家起家的地方。
二十年前就有木器厂里安插各种成建制的墨者士卒的行动，现在更是如此，墨家在商丘的势力远不是皇父钺翎能够想到的。
对基层的控制力，是个悖论。如果皇父钺翎能够做到集权、控制思想言论、控制墨家活动，准确掌握商丘的各种情况，那他也不至于现在连那些分权的贵族都没解决。
这年月，不是谁想集权就能集权的，原本的历史上从吴起逃到楚国开始，楚国就想要集权，集了百余年到头来还是没集成。
皇父钺翎虽有才能，可他毕竟是旧时代的人，商丘城内的局面是他所学习的、家族传承的贵族统治术从未面对过的大变局，他隐约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但距离总结出新的统治术还差得远。
商丘城内的局面，远比皇父一族想的复杂。
磨坊、木器作坊、大型打铁作坊，里面有许多成建制退下来的士卒，经常轮换，平日看似为民，一旦需要立刻就可以连同军官之类都直接复原。
他以为那些失地农夫受墨家言论影响，实际上却是真正平等派的农家，两边的道义细细思量实则有着巨大的差异。
他以为本地的自耕农和工商业者在自己的私兵来临后便像是旧战场上车士阵亡后的徒卒一样，实际上里面成组织的墨者既是无冕的隐藏基层政权、又随时可以转为军事组织。
再加上墨家在商丘活动了太久，民众极为认可，名声又高又好，商丘本地二十年前政变之后，民众一直强势，也经常有参与守城的军事训练。
虽然比不上那些专职的士卒，但相对于一般的农兵，组织力还是要强许多的。
不算皇父钺翎掌握的私兵，可以说皇父钺翎在商丘城的势力并不是太强大。而那些成建制有组织的私兵，在抵达商丘之前只要先发制人成功，那么这些私兵就要被困在商丘城下。
商丘民众缺乏正规骑兵，但步兵却不缺少，而且很快就可以拉起来一支数万人的国人义师。
在商丘先发制人成功的可能性极高，这也就有了谈利弊的资格。
至于之后的事，那就需要整个天下的墨者去承担后果，可这后果本身就是要承担的，早晚都要承担，或许只是提前了。
况且，这人说的也没错，就算隐忍了，反倒是让诸侯觉得泗上如今不想打仗，极为虚弱，反倒可能一致结盟。
除却那些自耕农和手工业者的“非攻”的为守城自发可以组织起来的国人义师，还有一支更为激进的、可以借用的力量。
那就是涌入城中的失地农夫，之前贵族想要挑唆自耕农工商业者和失地农民矛盾的事，被墨家化解，使得这些失地农夫的怨恨日增。
市贾豚当年来到商丘，提出的条件大肆宣扬。泗上出钱出人迁徙这些人开垦荒泽，恰恰是皇父钺翎和贵族们反对，因为他提了一个贵族们根本不可能接受的要求。
现在这份怨恨的宣泄口，就是那些用各种手段占地的贵族，这些人也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在国都中极具破坏力的力量。
农家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土地均分”、“市贾不二价”的真正平等的宣扬在这些人中很有影响力，而农家的人和墨家的关系很不错，至少此时是完全可以合作的伙伴。
负责的人琢磨了一下，阖上了记录利弊的小书本，心里也不得不考虑这些失地农民的巨大破坏力。
如果这一次隐忍，隐忍的只是墨家，而农家的那些真正平等派的人是绝对不会隐忍的。
到时候，宋国的局面就会比预想的还要混乱，直至完全得不到控制。
宋国是个泥潭，对于泗上而言需要的是宋国稳定、可以继续中立，而不是彻底的混乱，现在就爆发一场完全不可收拾的由农家主导的“真正平等”的国人暴动。
弊端的确存在，可就像是那人所言，先发制人，把握主动，将来怎么做回旋的余地更大；可若是后发制人，除了赢得天下的同情之外，并无意义。
思索许久，他想到了泗上时候适和他说的话。
“如今，泗上有自己的教育、自己的军队、自己的贤才培养体系。天下那些人的同情，无关紧要，只需要他们支持我们的道义、认为我们能够让天下人包括他们得利就已足够。再多的士人来泗上，也还是需要从头开始学习新的体系，不再是二十年前天下识字的人就那么多的时候了。”
“二十年前那些同情我们利天下之行的人，可以引以为同心同德的同志；而现在，只需要让他们做我们的朋友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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