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谷贱利于工商，各种手工业品的成本被压到了底线，逃亡而来的人导致城市人口激增，原本小小的沛邑，如今已经有将近十五万人口，已经算是数一数二的大城市。
墨家官营作坊利润、商税、消费税，这是泗上地区税收的前三，第四才轮到土地税。
半强制推广的、利用旧时代公田制残余的村社，也使得泗上的农夫处在一种新的存在：既有力量、又有组织、又可以集体经营。
工商业的技术垄断和超额利润，使得墨家不需要在土地税上做文章，因为墨家不是后发，而是先发，技术、组织、工商业水平都在九州前列，不需要依靠农业税进行原始积累的工商业追赶。
原始积累，总得有农夫吃苦，墨家不过是把这份苦，转嫁到了九州诸侯国的农夫身上，转嫁到了南海等地区的铜器邦国身上。
泗上缺人，于是抬高原材料价格，使得大型土地种植有利可图，勾引已经经历过一次政变的宋国小贵族圈地、驱赶农夫让他们往泗上逃亡。
泗上原材料价高了、雇佣成本增加了，于是鼓励进口粮食，迫使本地的劳动力廉价，而转嫁的则是宋、越、楚等地的封地农夫生活更加困苦。
泗上需要劳动力，于是墨家那些商贾商会在南海所做的“长工”贸易，填充开发淮北苏北。
泗上需要市场，于是对齐开战，强制土改，使得农夫有足够的消费能力，使得商品可以卖出去。
泗上需要黄金，于是在南海默许四百人攻下一个邦国，打包所有的宫室黄金。
泗上需要九州的文化认同，于是在南海以“有奴隶就是害天下”为名开战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当地邦国的贵族、巫觋、祭司等文化阶层全部枪决，以阶层斗争对抗当地文化，用当地底层斗当地上层，分给他们土地使得那座城邑成为墨家在南海地区的基地。
泗上需要把持贸易利润，于是勾引越国贵族利用农奴和封地的廉价劳力，生产蔗糖、海碱、稻米、茶叶，利用定价权和超额利润收购转卖。
泗上需要外贸利润，于是勾结赵国邯郸的工商业者看着公子章和公子朝内战，下注投资，抢夺对草原地区茶铁贸易的专营权。
泗上需要减少魏国方向的压力；继续扩张璆琳、丝绸等产品的市场，于是援助秦国建立冶铁作坊、运送军火、卡死南郑，引诱秦国往西，开展贸易，反正秦国可以当丝绸之路的二道贩子获利，丝绸之路的每一次获利，泗上的璆琳丝绸作坊就可以获利一次；用秦国的崛起减轻魏国方向的压力，秦国每在洛水方向增加一个士卒，泗上就可以减少部署在陶邑方向的一个士卒。
泗上不只是吸着九州的血在养军队、教师，更是靠着九州之外的在养。
工商业不足够发达、新兴资产阶级力量不够强大的前提下，以先锋队模式依靠农夫搞资产阶级革命，这就是此时诸夏唯一可行的跨越式发展方式：若是工商业足够发达、资产阶级的力量足够强大，他们自己就夺权了，哪里轮得到墨家。
事到如今，泗上已经成型，对于泗上的整体利益集团而言，利天下除了统一，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对劳动力、市场、土地、原材料的需求，都促使着统一九州……
每干掉一个贵族封君，就拓展了至少上千人的市场，就能多售出千百匹棉布，就可以解放了数百人的劳动力，所谓利天下，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已经有了惯性。
楚国这么大的国家，每年售出的棉布不过才是泗上一地的七分之一，这已经让泗上的工商业者很不满了：于道义，干掉贵族那是消灭蠹虫；于利益，干掉贵族分掉土地使得农夫有剩余粮食消费，那是市场。
当道义处在制高点却又和利益绑定在一起的时候，战争就已经不可避免。泗上没有军功贵族，但是却有比军功贵族更可怕的推动力：新兴资产阶级。
所谓利天下，就是按照资本的意志，去改造天下。而这个意志，被墨家当做天志总结出来，并且作为现阶段纲领指导实施，这就是利天下。
资本意志的代言人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太弱了，一群废物，打不赢封建王权，于是便需要“为利天下、死不旋踵”的先锋队，以大义号召和利益号召着农夫、奴隶、工匠、新兴市民阶层一起帮忙。
资本需要土地不属于血统贵族，于是血统贵族的存在是错的；资本需要单位生产力提升以扩大九州市场，于是消灭贵族进行土地改革是对的；资本需要泗上粮价降低，于是制法大会上禁止粮食进口法案被否决……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禁止粮食进口法案的否决，意味着泗上的统治阶层所代表的利益，不再是农民。
泗上走出了小农轮回的怪圈，否决了封建宗法仁义天下存在的土壤，沿着一条不扩张就会自爆的康庄大道一去不返。
比及二十年前的原始墨家，已经被适的修正主义搞的不成模样了：道的问题上和楚国道家称兄道弟，号称天志就是天道，天地自化之，道在宇宙生成的那一刻就已产生，而道产生之后，由道推动天地自然演化成了现在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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