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局不但要注意保密、要注意社会调查，还要利用这些资料，对富户进行各种各样的累进税政策和货币调节政策，稳定物价。
甚至用一些很极端的手段，操控物价，吸收财富。
比如可以在管控了粮食、确保府库的粮食可以打一场经济战的时候，强制下令对富豪和高利贷者借钱，同时断绝粮食的官方销售，使得某地的粮价上涨。等到借了富豪和高利贷者的钱后，粮价在国家府库的操控下也迅速上涨，这时候宣布没钱还了，就按照当时的物价来还粮食。
富豪不要还不行，而且认为富豪并没有吃亏，因为当时的粮价确实很高。
还完粮食之后迅速放粮，稳定物价，使粮食的价格降下来，这样就等于是齐侯问富户借了一万钱，这一万钱原本能买两千斤粮食，但是还钱的时候依靠国家的操控，使得粮价上涨一万钱只能买二百斤粮食，这时候用三百斤粮食还给富豪和高利贷者包括百分之五十的利息，然后府库的存粮抛售，等同于问富豪借了一万钱但只还了三千钱……
手段是否可用，并不只是看道理，不过能想到国家调控操控物价，齐国的经济学派已经极为先进。
实际上，齐国学派的经济理论，就是让国君做全国最大的、有铸币权和税收权、资金充足货物齐备的大商人。
田和知晓齐桓公听到“国轨”的想法后，大为兴奋，问道：“我想要建立统计局，想要操控物价，但是又该怎么做呢？”
管仲也终于在体系上解答了第一条“官山海”的问题，说道：“这就需要利用官山海的政策，以国君拥有的山海等自然资源和盐货专营作为准备金，成立专门的金融机构，和国轨统计局配套。”
这一套机构利用官山海政策的钱财，利用国轨统计局的情报，进行放贷扶植工商业、调控物价征收累进税等方式，用钱生钱，再用钱和税收进行行业扶植。
比如在富裕的地方放贷，吃利息；在养马的地方放贷扶植，使得齐国马匹增加；在粮食丰收的时候收购粮食以调控物价；在纺织业发达的地方售卖粮食使得物价降低收购纺织品促进工商业等等……
再比如利用物价操控的手段，使得物价上涨后用操控后的物价从富豪手中换取相对贬值的马匹等，支付操控后上涨的、但府库储备充足的其余货物，将马匹分配到边境地区，用贷款的方式让边境地区的民众购买国家的马匹，既可以收缴利息、又可以使得边境地区的战车储备充足，可以免除边境地区的“丘甲赋”。
林林总总，简而言之，无非就是那么几点。
“与之分货”和差级地租取代劳役地租，促进农业发展，征收实物税，改变土地制度。
依靠征税政策劫富济贫、利用税收调控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倾斜。
成立“国轨”统计局和与之配套的官山海政策和国家税收为支撑的“银行”，用以贷款扶植工商业和放贷取利，依靠适度的货币税促进货币流通，打压高利贷而使得“国轨”成为全国最大的贷款机构。盐类等间接税操控，做到“拔鹅毛而让鹅感觉不到疼”的方式，使得齐侯成为全国最大的资产控制者，并且足以操控物价。
而官山海之策，却又不是国家专营，本质上其实是国家收取地租，比如煮盐和冶炼，是可以承包给私人的，然后君侯收取地租和分红，或者算是将归属于国君的山林海滨作为股本，这样可以扩大生产，又使得管理起来更为容易。
因为齐国的经济学派背后站着的阶层，是部分开展工商业的贵族，他们需要一个站台的理论。
这一切看上去和泗上墨家的政策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田和认为这种手段足以富国，但却忘了考虑形成这样的一套系统，需要多少有经济基础的官吏干部，墨家投入教育二十年才堪堪能在泗上做到，齐国肯定做不到，而且很容易出乱子。
而且这只是看上去一样，实际上内核和墨家完全不同。
这个巨大的不同，源于托管仲所作的《奢靡》一篇，对于经济活动的重点放在了消费促进生产上，但因为又和墨家的《富国》理论不一致，也必然会导致许多的问题。
内核的所有权和劳动获取财富的问题难以解决，而就在宏观经济层面上，齐国经济学派的策略，也和墨家有极大的分歧。
消费、投资、出口，这是宏观经济的三辆马车。
墨家学派的经济基础是《节用》，用高积累高投入的方式，完成转型之后，扩张外部市场，利用和越国、楚国的免税条约，大量倾销。
同时内部土改，制造大量的有低级手工业品消费能力的自耕农，在不极大伤害他们利益的前提下——比如如今泗上议政正在讨论的是否对泗上之外进口的粮食征税以保护泗上农夫利益的问题，就算是损害了泗上自耕农的利益——以《节用》为高投入的理论发展国有手工业，用《天志》为道理进行技术垄断和升级，大量出口的同时扩大内部自耕农的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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