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侯闻言拜道：“这是赵国强盛的道理。我会谨记。那么，赵国的强盛，竟是在东北？”
公仲连点头道：“趁泗上之乱，取中山。中山既得，那么燕、齐皆在赵卒金戈之内。”
“齐燕龃龉，若有乱，可趁势向东。”
“高柳之北，尽皆胡地。墨家之义，视胡人之政落后于中原，并认为胡人不事耕种，无有工商，哪怕是中原分封建制，亦进步于劫掠聚落而生的胡人。”
“墨家必须要守义，他们非是靠天子分封之义而霸泗上，而是靠他们墨家自己的义。他们的义，捆住了他们的手脚，不要去攻略胡人之地，让墨家在北境与胡人相争。”
赵侯也正有此意。
乱世之下，各国都有自己的长远战略。如魏国放弃了吴起的先西后东的战略之后，魏与齐、楚和墨家的争斗就已经不可避免。
赵国可以选择的战略很多，但公仲连没有为赵侯选择原本历史上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战略。
这是时势所决定的。
赵武灵王时代，没有马镫，导致胡人起兵的优势胜于农耕，马镫如果运用得当，对于农耕民族的优势远胜于胡人。
而那时候赵国的变革尚未完成，代国被赵襄子占据之后，胡人于诸夏之民杂居，赵与代之间有很大的鸿沟。
加之那时候贵族的势力依旧大，赵武灵王需要一支受控于他而非贵族的军队，因为一些胡人臣子的缘故，胡人成为了赵武灵王引入来对抗贵族的重要力量。
赵武灵王的战略也是伐中山，胡服骑射和伐中山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使得赵武灵王拥有了一支不属于贵族的、听命于他的骑兵，又得到了中山国为郡。
可以说胡服骑射是赵国集权强盛的基础，没有军权，需要防范的事太多，而且贵族的封地之兵基本上是听调不听宣，难以完全掌控。
现在，公仲连提出的战略，也是围绕着中山国。
但是对于胡服骑射就没有那么大的迫切需求。
随着墨家学说的传播，随着纸张、印刷术和贱体字的传播，使得士人阶层快速崛起，那些原本贵族的不传之秘通过纸张开始大规模传播。
士人的力量已经可以用作对抗贵族。
而在军权方面，公仲连劝说赵侯要做赵民之君而非赵氏之侯，就是要最大限度的利用平民的力量。
赵地多马，马镫的出现，使得如今动辄一户百余亩地的农夫可以养得起马匹，也可以熟悉马镫骑乘，可以拉起一支非胡人习俗的、而是泗上农耕的马镫骑兵。
火药和铜炮，也让一支完全由平民组成的、足以碾压贵族车兵的、直接听命于赵侯的新军成为了可能。
这样一来，胡服骑射这种事已经完全不在公仲连的考虑之内，战略的重心也就放在了中山国。
公仲连的意思，是要赵国远离中原泗上纷争，等待机会，一旦泗上大乱就是赵国崛起之机。
灭了中山，赵国的局面就活了。得了偌大的领土、人口，同时打开了向东北方向扩张的大门。
这些作用之下，再让赵国把精力放在北方，那就有些不太现实。尤其是火器、马镫、铁器出现之后，人口成为了重要的军事基础，中山国的意义远胜于北方胡人土地。
那里错综复杂不说，墨家如今正在高柳，而且公仲连也发现了墨家的软肋，那就是“义”，以墨家之义，有些事的底线是不可能触动的。
公仲连再次指了指赵侯之前导致了愤怒的书信道：“那里面墨家不是说了吗？为了防止铁器火药马镫这些东西进入胡人草原，应该建设边关，出关之物要严查同时还要收税。”
“墨家敛财之能这是世所罕有的。他们也说了，这些收的税会上交您的府库，墨家要的只是草原的垄断经营权。”
“而且，商人也多愿意这样，以邯郸商人为您筹措的大笔金钱，将利息作为垄断草原贸易的股本，这样一来，只怕一个邯郸就可以募集钱财数十万、粮食百万斛。”
“墨家在高柳，草原不能南下。而且胡人多贪，他们总会想着来劫掠抢劫铁器、粮食、人口、奴隶，他们与墨家之间不可能相合。”
“北境之地，皆是苦寒，错综复杂。非是贤人不能够守御。”
“而您平定了公子朝之乱后，收回的那些封地，也正需要贤人。您是希望把忠心于您的贤人用于管辖那些赵地的富庶城邑呢？还是希望把他们送到边塞北境呢？”
“不够贤能，让他们管辖边塞也不能够抵御胡人。足够贤能，又怎么可以不将他们留在身边、邯郸、中牟等您的根基之地呢？”
这的确是个问题，赵侯略微思索后便道：“您说的对。那么，墨家的条件是可以答允的。这样，既可以遏制胡人，又可以年入十万边关之税，也可以从邯郸商人那里募集数十万钱，又省却了在北境防御胡人的士卒。”
“可是您也说了，墨家只怕也有席卷海内之意。纵然有远交近攻可选，但也有唇亡齿寒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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