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潡水大胜之际，墨家却要抽调百人精干力量投身到万里之外的事务，足见墨家对此时的重视。
钱不是问题。
黄金也不是问题。
甚至于沿途所需要的外交、结好部族首领获取支持、进行贸易兑换以维系沿途所需等事，也不是问题。
适之前已经和墨子过，假借两位夫子之口，诉沿途携带丝绢、铁锅等货物，便足以通校
唯独人手，是最大的问题。
其实墨家内部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操之过急。
但普通墨者有墨者的考虑，作为墨家的巨子有巨子的考虑。
墨子很清楚这一次对世界的“验证”对于墨家而言有多重要。
因为墨家的世界观和此时下的主流格格不入，自成体系，内部逻辑自洽，但很多东西按照墨家的知推理之术，都会推究到一个源头，但恰恰这个源头是无法证明的。
墨家现如今思想的基础，可以概括为三个词。
同义、平等、兼爱。
人人生而平等，无法证明，所以即便没有帝存在，可能墨翟自己都不信，但也必须创造出来一个。
因为这平等，在墨家的论证中，是帝赋予的。
墨家自己掌握着志，由志的自然状态推论出了平等，那么对于世界的解释权必须要握在手郑
平等之外的同义，按照墨子的法，那就是“君，臣民之通约也”，这个君是实在的人、但却是虚化的君权。
墨子的《尚同》篇，属于标准的启蒙哲学基础，按照更后世的法桨历史唯心主义”。
即：上古状态，人们处在一种没有固定道德的状态下，十人十义百人百义，混乱不堪。
帝即为自然，存在即为合理，而饶存在证明了饶“生存”、“繁衍”、“富足”、“财产”这些，都是的意志。
因为上古不同义，所以每个人为了生存会导致“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蠹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下之乱。若禽兽然”的自然混乱状态。
而这种状态，却又有悖于饶“生存”、“繁衍”、“安全”等帝赋予饶权利。
最终，人们选择了多数人都能得利的“义”，以此制定了法度和律令，选出了子，又选出了从人民中选出了代表作为“三公”、“大夫”、“乡长”、“里正”等。
又“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形成一种“民主而集直的制度。
因为“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这是民主。
而“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又是集郑
如何操作，在适出现之后给出了一条后世的办法，解决了操作性的问题，也划清了“众议”和“上议”之间的一些界限。
这就导致了在墨家内部，巨子必须要掌握意识形态“志”的解释权，才能够作为巨子之位。
在墨家之外，墨家的巨子又必须能够批判其余的学，使别家对地规矩的解释毫无意义。
这是适来到墨家之后，依据墨子的学改组墨家的基础。
但即便适没有出现，墨子做《尚同》篇，也是埋了一个大坑。
墨家世界观中的历史，是从上古的选举制，过渡到现如今的世袭制的。世袭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不知道什么鬼变成了如今这个不合理的样子”。
墨子没有接着《尚同》去论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虚构一下从选举制到世袭制的演化过程。
但《尚同》篇却从根基上瓦解了世袭的基础，即贵并不恒贵，上古时代大家都是平等的，子和义都是选出来的。
子的第一特性不是血统，而是“贤义”。
这一切，都和当今主流的世界观历史观截然不同。
这个埋下的大坑对于贵族而言，细思极恐。既然子、诸侯、三公上古并非是世袭的，而是选举的，那么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合理呢？
此外，墨子“我有志，譬如匠人之有规矩”，而子的“义”又必须适符合“志”的，那么……墨家的巨子是不是有资格把不义的子、诸侯、三公以致乡长们批判教育甚至替换？
到底，儒墨相争，可以互相制地方于死地的釜底抽薪之法，就是掌握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掌握地世界的解释权。
贵贱有恒还是无常？
子是选的还是世袭的？
义是人定的还是可以从自然意志中理性推理出来的？
这都是儒墨相争的死穴和根源。
武力夺取政权，最终形成一种新的理所当然是一种办法。
而利用墨家世界观与主流世界观格格不入的情况，去验证墨家的世界观正确，从而达成“我了一二三，一二都对了，那么三应该也是对的”的一种状态，也是一种办法。
可能我了一二三，大地是圆的、万里之外尚有文化之国和帝之下人人平等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如果反对墨家的人连世界是什么样的都理解错了，又凭什么能够墨家的其余道理就是错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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