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就是说，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有个卵用？
舟、车这些东西，天下万民都能得利。
但是你搞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这些东西，能够解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问题吗？
再者这些东西这么昂贵，哪一个不需要民脂民膏？王公贵族搞这些，必然要盘剥百姓，这样的礼是害天下的，这些东西总不能变出来吧？
现在天下百姓还在挨饿，还在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王公贵族把搞礼乐的钱和劳动，用在发展产业上、发展农业上不是更好吗？
任何东西超脱了时代去看，都是不对的。
若是后世，人人吃得饱了，大可以指责墨子“不懂艺术”、“反对文化”、“民粹主义”等等。
但此时这个人均寿命不足四十、还在使用石器铜器牛耕尚未普及的时代，这么指责墨子那就是完全站在了贵族的角度上去看问题。
只不过关于“非乐”的看法，也造就了适与高孙子之间的矛盾，主要还是其引申义。
靠奢侈品赚贵族的钱，然后发展墨家，这件事到底对不对？是不是违背了墨家“利天下”的道义？
沛县发展的模式，如果按照适那么来，就是再靠手工业和技术，吸天下的血。
比如高孙子一直反对的璆琳，这就和钟鼓一样，是奢侈品。民众不会得利，贵族盘剥加重。
适则抓住墨子关于“非乐”中“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则当用乐器，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的论述，与高孙子极力争辩。
墨子说“然而乐器要是也这样反而符合民众的利益。我则不敢反对。然而当象圣王造船和车那样使用乐器，我则不敢反对”。
这“乐器”的引申义，就是奢侈品，或者说一些民众所不能使用得利的“手工业品”。
适认为自己的办法，长久来看是符合民众利益、是如同圣王造船造车一样的。
高孙子则认为，适的想法结果是没错的，的确是可以发展墨家最终变革天下的，但是这个过程是有问题的。那些贵族们盘剥加剧，墨家的这些烈酒、璆琳之类的奢侈品，是不是要负责人？
比如三晋的某个贵族，将来璆琳真的出现，他加剧了对封地的压榨，有人死了有人逃亡甚至被压榨的家破人亡，做出璆琳并且售卖的墨家，需不需要负责？
为了利天下，过程的正义到底需不需要遵守？可不可以为了结果不去考虑那一切过程？
墨家内部都知道适和高孙子在这件事上的看法矛盾，从烈酒一事上就闹得墨家内部人人皆知。
然而这一次墨子派遣了高孙子前来，同时让市贾豚也跟随，其实这样的安排极有意思。
三人级别都高，在墨家内部也有威望威名。
三人在墨家今后发展的大方向是一致，对于王公贵族的不信任一致，对于墨家扎根泗水“武装割据”、渗透楚国“国人暴动”、以为将来“选天子”这件事都表示支持。
九月份的大聚会，要讨论的大方向就是这个，但是一些小问题也需要一并解决，看来墨子不准备在死前留下一些悬而未决的争端。
适的经济政策和态度，市贾豚是绝对支持的，他掌管墨家的财务系统，对于墨家的消耗心知肚明。
高孙子眼里揉不得砂子，一直对适的一些经济策略持疑惑态度，是墨家内部“自苦以极”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派遣这两人前来，一则是墨子心中已经认可了适关于墨家今后发展方向的意见，二则是希望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自苦以极”的纯粹理想主义派系和适为首的部分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派系能够在内部先行达成一致。
从而在九月的大聚中联合一致对抗那些对王公贵族抱有幻想、理想化地认为墨家应该继续维系天下弭兵的派系。
市贾豚所代表的的，是墨家整体现实。庞大的开销、高昂的支出，这需要有他作为现实的一面，用残酷的现实调和适和高孙子之间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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