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养孩子的目的很简单，生小子意味着家里多一个硬劳力，最重要的是能养老，那么多总归会有一个孝顺的，总归会有一个出息的。
生汝子更不怕，长大后多要几个彩礼钱，又能改善生活还能给儿子换亲亲。至于说眼跟前的穷更不怕，无非是吃饭多添双筷子、做饭多抓把米的事，只要生下来，肯定养得起。
粗茶淡饭，缝缝补补，天无绝人之路。
当时的婆姨们没有一个愿意去肚子上拉那一刀，但实在是架不住乡里干部天天轮流上门做工作，软硬兼施的手段，个个愁眉苦脸的步行上十几里地，做完手术后，找几个村里的老汉们再把婆姨们用担架抬回家。
几天后，何大强忍痛将家里的猪和羊全部卖掉了，贱卖了家里唯一的电器——缝纫机，加上之前牙缝里攒的，再和刘支书借了200元，东拼西凑了500元的社会抚养费，主动去公社缴纳。
那时候，最大面值的票子就是10元，村里人更是一年四季都很少能见上一张10元的，5元纸币就算大票子。
何大强将10元、5元、2元、1元零零整整厚厚一沓的钱装在衣服最里面的兜里，这个兜还是何花娘临时给别上的。
何大强和招娣爹一起去的公社，招娣爹交罚款的时候，心疼得手直抖，苦着脸对收费的人说：“如果我能从自己身上割下一块肉抵这500块，就好了。”
收费的人打趣道：“你的肉还没有猪羊肉值钱哩，可没人要呐！”
何花娘满月后，去了乡计生办做了节育手术，肚子上留下了一道难看的刀疤。由于生完孩子营养跟不上再加上手术折腾，留下了小腹胀痛的后遗症，每当身体难受时，何大强总是感觉到很惭愧和无奈，但当时的政策谁敢违抗。
至此，家里总算是平静了。
老三是用家里所有家当换的，一家之主何大强认为值了，所以取名为“何宝”，意为宝贝疙瘩。
对于何花来说，那两只猪和两只羊是她和妺妺辛辛苦苦养了两年多的，心里难过了一阵子就释怀了。比起村里的招娣家，她家还算是情况好的呢。
招娣家姐妺七个，招娣、引娣，唤娣，想娣.......然而就是搞不来弟弟，第八个孩子终于是男孩了，一家人结束了东躲西藏的日子，开开心心回家一看，真的是家徒四壁，能拿的都被拿走了，但招娣父母还是觉得值。
而何叶却觉得因为何宝的到来，让家里的日子更苦了。以前还能吃上玉米面白面两搅面馒头，现在倒好，直接成了玉米面窝头了。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每天早晚要吃炒面，稀饭糊糊拌成小疙瘩，就着甜苣野菜，咽也咽不下去。
对于生孩子，刘支书一直认为越多越好，什么狗屁计划生育，全他妈扯蛋，农村人就靠地吃饭，肩挑背磨，家里没男丁怎么能行？
传宗接代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儿子是香火，女人是泼出去的水，生儿为养老，老了走不动了，是要儿子养的，还要送葬。加之农村邻里打架都是常事，谁家儿子多拳头就多，没人敢惹。没有儿子跟人打架就只有挨揍的份。
所以他的原则就是家里必须有儿子，越多越好。幸好自己婆姨生养那会，没有什么计划生育，优生优育，一口气生了九个，五个小子四个汝子，现在齐刷刷都大了，儿女双全，多好！
所以刘支书决定，怎么地也要让村里每一户人家里有个小子，断子绝孙的事他可不能干。
为了帮助村民打好游击战，刘支书“阳奉阴违”，一接到乡里要来检查的消息，就立即用广播提前通知大家逃跑：
“村里老少爷们、婆姨休子们，乡里检查的已经在路上了，已经怀上的、还没有做手术的赶快想办法，迟了就让抓现行喽。”
这时候，住在山上的就赶紧跑到后山半崖上的破旧窑洞里躲起来。
解放前这些破窑洞是躲日本人的，现在倒好，为了躲计划生育，竟也派上了用场。
住在山下洼里的，就近麻溜的钻进蓖麻林子中。
风声最紧的时候，乡里会经常半夜突击检查，刘支书有时也是检查队出发在半路才能得到信，赶紧派他的两个儿子站到村路口放哨，一路小跑到村广播室通风报信。
夜半人静时，村里的大喇叭格外刺耳，估计隔着三、五里地的邻村也听得一清二楚：“村里老少爷们、婆姨休子们，立马跑路！”这时候的广播内容更加简短。
离村口500米的小路拐弯处一出现两束明晃晃灯光，站在村口坡上大儿子就会拿着手电筒向村广播站的窗户晃三晃，提醒刘支书目标出现，马上进村。
刘支书就会关掉喇叭，一路小跑回到家中，等着乡干部敲门。
不管白天还是黑夜的检查，刘支书总能应付自如，和领导拍胸口、表决心保证要抓好计划生育，每次领着检查组一家一家的找，山上山下找，村里村外找，直到领导们筋疲力尽，再让婆姨家里准备好酒菜伺候着，一来二去，结扎率没搞上去，刘支书和乡里领导的关系倒是搞得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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