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把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分为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三种。
沦陷区文学都是非政治化的，专写一些通俗小说、情感文学和随笔散文，代表人物有张爱玲、秦瘦娟、周作人、胡兰成、梅娘等等。纯以文学角度而论，张爱玲、周作人和胡兰成的作品都有非常高的价值。可惜后两者都是文化汉奸，而张爱玲也跟汉奸走得太近。
国统区和解放区文学恰恰相反，不管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评论、随笔……各种题材皆以抗战为主。即便没有正面涉及抗战内容，也会表达出一种对故乡、对祖国的热爱，或者是反应深刻的现实问题。
特别是国统区文学，抗战初期多为慷慨呐喊、热血救亡，中后期变得更具现实主义——描写战争场面、记述流离生活、反映社会弊病，或是自叹自嘲、苦中作乐。
大作家在抗战时期写童话故事的，貌似还真没有，就连张恨水都改写抗战小说了。于是出现梁实秋站出来浇冷水，说文学创作不一定要和抗战挂钩，结果被各派文人喷得狗血淋头的情况。
《小王子》一出版，立即引起巨大争议，从反应来看主要分为四种：
第一种，碍于周赫煊的情面，介于周赫煊的地位，出于周赫煊的贡献，许多人选择闭口不言。
第二种，从纯文学的角度，分析称赞《小王子》的艺术成就，并认为这是一部歌颂友情和爱情的作品。
第三种，挖苦批评。
首先站出来指责周赫煊的，是文艺抗协（文联）理事兼出版部副部长叶知秋，他在自己主编的《文学月报》上评论道：
“抗战期间的文学，应该是年轻的、战斗的，是健康的、坚实的，是现实的、进步的……《小王子》显然和战斗无关，和现实无关，它以一种脱离现实的虚无笔调来歌颂友情和爱情，这不符合大众文学和抗战文学的立场……”
“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作家，周赫煊先生此书对广大青年和文化学者，带来了非常恶劣的示范作用……在和平时期，《小王子》自然不失为一部优秀的作品，但它现在确实不合时宜。”
“当兵的不能在战场上做逃兵，而文学创作就是作家的战场，作家也不能在国难当头之际做逃兵。我们不能逃避现实，而是要勇敢的面对，或者救亡图存，或者反映社会……对于作家而言，笔是枪，墨水是子弹，我们不能对天放空枪，而是要选择正确的目标瞄准敌人……”
叶知秋的这种论调，立即引来许多爱国作家的响应，纷纷评论周赫煊不该在抗战时期写童话故事，认为周赫煊这是在作品中逃避困难和责任。
其实叶知秋已经对周赫煊很客气了，文章就事论事写得比较理智。他前两年骂梁实秋才狠呢，讥讽梁实秋“赌场上压冷门、投人所好”，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认为梁实秋在“哗众取宠”。
第四种，力挺支持。
梁实秋似乎没有吸取上次的教训，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声援周赫煊，再次跟叶知秋打起了笔仗。他在文章里这样写道：
“总有一些人以文学的名义破坏文学创作，《小王子》呈现的是对真善美的赞扬，难道我们在坚持抗战的时候不需要真善美了？它既然是健康的，是积极向上的，为什么就被指责成逃避现实？”
“文学是对人性的书写，大众文学如此，抗战文学如此。真的革命家、真的爱国者，把炽烧的热情渗入文学里面，往往无意形成极感人的作品，这就是表达出了人性。若是一味强调文学创作的内容，把文学创作当成抗战八股，那这样的作品还有何人性可言？还能感动得了多少读者？“
“文学是宣传抗战的工具，我极为赞同。但若文学只能做抗战的工具，那抗战胜利之际，文学也就失去了作用。战争终归是暂时的，而文学是永久了，我们既要做好现在暂时的工作，也不能抛弃文学永恒的价值！”
本来自上次论战以后，很少人敢公开支持梁实秋，怕被当场过街老鼠围攻。但这次讨论的对象是周赫煊，立即就有不少铁杆支持者站出来，帮着梁实秋鼓劲呐喊。
从二月下旬到三月中旬，这场论战整整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牵扯进来数十位作家进行大混战。
双方就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展开讨论，刚开始还就事论事，渐渐变成了挖苦讽刺。甚至周赫煊和《小王子》都被扔到一边，争论焦点变成了文学创作态度和底线，再混杂着作家们以往的私仇旧怨，最后连人身攻击都搞出来了。
上次左翼文人围攻梁实秋，是周公亲自站出来劝架，并以梁实秋的主动退让而结束的。这次周公觉得影响不好，也私底下召见了叶知秋，希望其主编的《文学月报》不要再咬着不放。
可还没等叶知秋做出改变，《非攻》杂志就刊载了一篇马珏的评论文章，标题为《论爱国主义文学创作——<小王子>的深层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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