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比如司马家，司马本是一个官名，周天子就开始设有司马这个官职，司马，司徒，司空。所以在那个还没有什么姓氏的时代，司马就成了一些人的姓氏。司马家，一直出人才，出过《史记》之司马迁，出过司马懿，后来还成为华夏正主，两晋的皇帝。还有司马相如之类，也出《资治通鉴》之司马光。中国两部由个人编撰的史学巨着，皆出司马氏之手。
这不是世代贵族是什么？
诗书传家，在中国是真有的，真的可以传百年，甚至千年。
甘奇就这么看着胡瑗，最后还是决定送胡瑗走，落叶归根这点要求，又怎么能不满足呢？
胡瑗启程的那一刻，东京的读书人，几乎倾巢出动，相送百里不止。
可是，胡瑗还是死在了路上，最后葬在了湖州。
胡瑗的评价。
昔日范仲淹有云：孔孟衣钵。
如今王安石有言：天下豪杰魁。
以后苏轼有言：天下苏湖士，至今怀令古。
以后的宋神宗有言：先生之道，得孔孟之宗。
胡瑗去世了，一代大儒就此作古。
新的继承者甘奇，在收到胡瑗去世消息的那一刻，又被皇帝赵祯叫了皇城之内。
甘奇带着自己亲手写的《开封商税试行办法》，进宫面圣。
赵祯看完这个试行办法，点头说道：“不错，律法条文算是宽厚，不过十税其一，还是过高，可改为百税其七。”
百分之十的税率，这是甘奇制定的，看起来很高，甚至比后世还要高。其实并不高，为何？因为后世收取商税虽然较低，但一般商品，皆是反复收税的，比如一双袜子，在原材料还是棉花的时候，买卖之时就会收税，再到棉花做成了棉线再卖的时候，又会收税，棉线变成了袜子再卖，又会收税。这个税率就远远比百分之十要高了。
不过话也说回来，袜子这种东西只是个比喻，像袜子这种低端商品，其实很多程序上，是不一定收得到税的，特别是小作坊，更是收不到税，这里只是打比喻说个流程。高科技产品，或者厂商，以及国企，那才是真正利税大户。税务部门的主要监管资源，都在他们身上。农民卖棉花，小中间商收购棉花，小作坊生产棉线袜子，小商户贩卖袜子，就算逃税漏税，大多时候也不会受到严厉的监管，得过且过。
中国大多情况下是不向小商户小商贩收税的国家，不过按照全世界的法律来说，只要存在商业行为，就该缴税。中国甚至不监管小个体户的个人所得税，这在世界上，都是极为宽松的，在一些发达国家，是个有一定收入的人，那就得交个人所得税。
中国的这种税收制度，有时候也会造成一些奇怪的现象。一个小商贩，一个月赚一万块钱，一分个税都不用交，但是一个很普通的公司职员，一个月赚五千，也得交个税。
所以甘奇觉得十税一，是一个很合理的税率，不过皇帝开口了，那也就没得说了。百分之七的税，那就百分之七的税，汴梁城内，那也是有不少利税大户的，比如甘奇自己手下，就至少有四家利税大户，相扑场是一家，温泉酒店是一家，还有成衣店也是一家，还有彩票也是利税大户。
所以甘奇回答皇帝的话语是：“陛下，百税七颇低，不过低税有利于推广，如此也可。”
“嗯，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办了，人手你自己选调，到朕这里来禀报之后，再去枢密院报备。办公之处，先让三司衙门给你找个地方，切记，不可激起民怨。”赵祯再一次告诫甘奇，一定不能激起民怨，也是赵祯心中明白，找人要钱，哪里那么好要的？
不过赵祯也明白，商人是最好欺负的，哪怕许多商人背后，有背景靠山，这些背景与靠山，也不可能在明面上给这些商户出头，就算有这种士大夫敢给商户出头，那也要在朝堂上说出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怎么说？
说商人赚钱不容易？那农户赚钱容易？说商人穷，交不起税？这话说出来谁信？再说什么理由？再说下去，身为皇帝的赵祯就得问一问这个人了，你是不是以权谋私了？自己参与了经商之事？
只要找到真正能收商税的办法，赵祯必然全力推行下去，这是比给农户加税好一百倍的办法，也是比给士族阶级加税好一百倍的办法。赵祯唯一担心的就是甘奇的办法不行。
“陛下放心，臣一定不会激起民怨，臣先告退。”事情说好了，甘奇准备回去准备自己的衙门了，税务大佬，要崛起了。
却是赵祯忽然把甘奇叫住了：“稍等，朕还有一事要与你说。”
“陛下请说。”
赵祯先是叹了一口气，然后把双手放在御案之上，然后慢慢开口说道：“胡夫子生前来寻过朕，要让你去太学任博士，朕当是不甚烦扰，便托词说等你差事办妥之后再说。本来此言就是一句托词，却没有想到胡夫子随后就走了……唉，如此，这句托词反倒成了朕给夫子最后许下的承诺，夫子说你是那治学之才，不治学便是大材小用，朕之所想，总不能让夫子最后一点念想都不能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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