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蔡侍郎换一杯热茶。”
刘曜示意蔡邕就座，同时对侍立在门口的侍女吩咐道。
新茶上来之后，刘曜继续说道：“寡人想听听你对编撰国史的见解。”
蔡邕又连忙起身朝着刘曜行了一礼，然后稍作沉思，组织了一下语言，道：“且不论骨文、铭文、石刻文之上古史料，宗周设立史官记录当朝历史，此乃史官之始也。孔子问礼于老聃，老聃者，曾为宗周之史官。当时是，各路诸侯国亦设立史官记录本国国事与国中贵族大夫言行事迹。如鲁国之《春秋》，晋国之《乘》，郑国之《志》，楚国之《梼杌》。此等史书，皆以年代为线索，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编排相关之历史事件。如此类史书，皆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臣以为，此等史书归为一类。”
他说到这里，选择了停顿，等待刘曜的点评，以示对楚王的尊敬。
刘曜点头道：“蔡侍郎所言有理，继续说下去！”
“本朝之前，对于史书之编修，学者或官吏皆可以私人之名着作，如《晏子春秋》。流传于世之着作，多以私人所着，并非朝廷组织所编修。自世宗起，朝廷开始组织人员修史，但并非禁止私人修史，故而太史公着作《史记》。世祖中兴，班公参考《史记》之体裁而着《汉书》，而后朝廷所组织编修之史。如《史记》、《汉书》者，以人物活动为中心记载历史，当另归为一类。”
历史上，东汉明帝时期，班固私撰《汉书》，汉明帝看后很欣赏他的才能，诏诣校书郎，除兰台令史，后又升迁为郎，典校秘书，继续撰写《汉书》。
在《汉书》的撰写之外，明帝又令班固先后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以及杜抚、马严、刘复、贾逵共同编撰本朝史。
先行撰成的是《世祖本纪》，后又陆续有光武帝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是《东观汉记》的开篇之作。
《东观汉记》是一部记载东汉光武帝至汉灵帝一段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因官府于东观设馆修史而得名，它经过几代人的修撰才最后成书。
“臣窃以为，天子秉承昊天上帝之命而生，代天牧民，言出法随，言行事迹皆为天意，乃天命之体现。故而，大王立国史署司职史官，如实记录君主及国家之史实，以明君贤臣之言传身教，为万世榜样，教化后世子孙，实乃圣明无比！”
蔡邕说着说着，竟然说到了刘曜身上，而且这个马屁拍的顺理成章，让刘曜防不胜防。
刘曜知道，古代中国流行的“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的观念，给史官赋予了一个最为神圣的使命——记录天意。
天子乃是上天之子，其言行、祭祀、军事等大事，皆为天意与天命的体现。
记录如有半点不实，等于曲解了天意和天命，即为欺天。
正因为如此，历史在古代中国所起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对神的崇拜和对某种宗教的信仰。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朝廷禁止私人着史，私着历史变成重罪之后，也就没人再敢私着历史了，有的也只能算一些文章和笔记。
北宋时期面世的《资政通鉴》虽然是司马光写的，但其目的并非修史。而是奉了皇命。
修史权的集中与变化，导致的恶果是皇帝、大臣开始大量篡改历史，为自己粉饰。或用权力，或用收买等方式迫使史官篡改历史，以至于后世之人看到的很多都是“假历史”。
从唐太宗往后开始，历朝历代篡改的越来越厉害，早期还只是篡改个人形象，到后来连同前朝、乃至之前更早的王朝都遭到了篡改，其中以“我大清朝”最甚。
秦汉时期的史官，多数都是家族传承之史官，如此才能确保历史记录的传承『性』和连贯『性』。
刘曜这次留蔡邕谈话，当然是为了确定楚王国的史官制度，若未来他登极称帝，依然也会沿用这个史官制度。
“以年代为线索，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编排相关之历史事件的史书，可以称之为‘编年体史书’。以人物活动为中心记载历史的史书，可以称之为‘纪传体史书’。班公编撰《汉书》，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此书主要记述了上起高祖元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寡人欲使你率领国史署所编之国史，乃上起三皇五帝时代，下至孝灵皇帝熹平二年六月二十日的史事。”
刘曜听完了蔡邕的观点，也接受了蔡邕对他的赞颂，随即沉『吟』片刻，开始阐述他对本朝国史的规划与构思。
“国史当以年代为线索，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三皇五帝之前且以昊天上帝命令盘古尊神开辟这方世界为神话时代，不做详细记录，权当概况以一段话的传说作为国史的开篇。而后，三皇五帝时期，即部落方国时代，是诸夏民族之起源形成的时代，也是诸夏共主天子诞生的时代，此为华夏文明上古史，共历六千多年。所谓方国，即一方部落形成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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