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乃西汉的延续，故其朝廷各种制度也与西汉基本类似。
行政划分上，由高至低分为州刺史部、郡（郡国）、县三级。
其中一郡之主官为太守，秩二千石。
唯一例外的是河南郡，因乃是京师帝都所在，所以其河南太守称河南尹，位比九卿，秩中二千石。
其余内地诸郡各置丞一人，位次太守，秩六百石，负责民政事务。
至于设置在边境地区的边郡，由于其位置特殊，另置长史或都尉一人，秩六百石，负责军政事务；长史或都尉之下设司马一人，负责具体军事指挥。
由于内地郡不设郡都尉，故而太守领兵，统摄军事。
边郡置都尉或长史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属国都尉领军并辖县，地位略与内地较小的郡相仿罢了。
比如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置西河属国都尉、上郡属国都尉；永和十五年（公元105年）置辽东西部都尉；汉安帝置右扶风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等。
说到地方上一郡太守的权力，就绕不开两汉时期的幕府制度。
所谓“幕府制度”，即中国古代权臣、戎帅、疆吏、牧守引荐亲信士人以入府署参与行事决策的制度。
“幕府”原指古代将军的府署，因军队出征，使用帐幕，故称，亦指运筹帷幕之大将；后世将地方军政大吏的府署称作幕府。
幕府中的僚属称幕僚，故幕府制度也称幕僚制度，幕僚同编入正规官制的官吏有明显的区别。
幕府制度主要功能为置备顾问、咨议谋划、参与决策、掌握机要、典属文书，乃至迎接宾客、经办庶务或代主巡行出使等，其中尤以参议决策和掌握机要为重。
幕府制度上可溯到夏、商的家臣，西周的命士，战国的养士。真正意义上的幕府制度，形成于秦汉，成熟于魏晋。
秦汉是封建官制体系草创时期，分工不细，机制不完备，各级长官难以单独完成朝廷赋予的职守。
于是，三公郡守开府自辟椽属、令史以为辅佐差使，就成为一种制度而保存下来。
这些属官，初为官内编制，但在实践中逐渐与正规职官有别，尤其在地方上更为明显。
西汉州刺史为朝廷派出巡察郡国的官员，不能像郡守那样设置开府。但一个刺史统数郡国，照顾不过来，遂“皆有从事史假佐“(《后汉书·百官志》)，人员大多由刺史自己招聘。
东汉时，刺史正式成为州级行政长官，更有了“皆自辟除”僚属的权力，幕僚机构随之膨胀。
由于东汉的郡太守、长史、郡丞、县令、县长、县丞、县尉皆由中央任免，故而郡太守等地方主官，皆可根据自身职务需要征辟和任免自己的属官。
比如说益州郡太守张建，总管全郡行政、财赋、刑狱、军队，集一郡军政大权于一身！
其佐官丞、尉、长史由朝廷任命，属吏功曹、主簿等皆可自行辟任。
其属吏与太守形同君臣，属吏每称郡府为“本朝”、“郡朝”、“府朝”或尊称“府君”、“郡公”。
太守除了不能直接认命郡治下各县之县令、长、丞、尉之外，其他大部分太守属官的任免全由他一言而决！
通常，一郡太守可以征辟的属官有长史、主簿、主记、记室等。
其中，长史在地方上位同郡丞，在幕府中为公府最高佐官。
主簿在地方上是太守助手，以典领文书，办理事务，在幕府中是重要幕僚，参与机要，总理府事。
益州郡太守张建没有征辟长史，手下郭主簿便成了他名副其实的最高佐官。
然而，由于东汉中后期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日益减弱，各个位临边境的内地郡太守，往往能够直接任免郡治所之县尉、县丞，甚至任免其佐官丞、尉、长史也仅仅只需要向朝廷报备！
比如说益州郡位于西南，靠近边境，又因山多林众，夷汉混居，且远离中枢，因此张建对其佐官、属吏皆有任免权！
但是，也正因为当地形势复杂，张建并没有足够的钱粮去养活足够多的部曲和郡县兵，对全郡的控制力并不算多强，自然也做不成土皇帝。
十月初十，戌时。
秋夜，细雨绵绵，凉风习习。
金钟庄园。
宽敞的议事厅被临时改造成了餐厅。
刘曜麾下各大产业的负责人、中层管理者皆汇聚一堂，按主次分坐两排，共同庆贺今天的抗敌胜利与祝贺刘曜成为县尉！
“吾等恭贺庄主！”
刘彪、陈群庆、华佗、程昱、班通、班恭率先站起来，其余在场众人也尾随其后，皆端起酒杯，向刘曜表示祝贺。
刘曜也随之起立，端着酒樽，豪气干云道：“饮胜！”
“饮胜！”众人共同举杯道。
现场诸人之中，只有士人刘曜、刘彪身穿爵弁（bian）服，其他人皆着深『色』却不失庄重之褐服。
所谓弁服，乃是中国古代华夏服饰之一，仅次于冕服的一种服饰，是华夏族士人助君祭及亲迎礼贺等时所着之服，同时也做士冠礼三加之礼冠，为士之最高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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