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在苦力贸易的初期，这些招募活动无论是在雇主还是雇员的国内，都不属于合法的行为。
满清的《大清律例》里面明文规定，一切官员军民人等，私自出海经商者、移居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有县府官员通同舞弊知情不举者，皆斩立决。仅属失察者，革职永不叙用。科道官员失察降三级，督抚失察降两级，处罚力度不可不谓为酷烈。
这些法律条文的制定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最初是为了遏制东南沿海的反清活动，后期是为了制止农业人口外流，但是到了清朝中晚期，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法规明显已经不再适用了。
其实早在乾隆中晚期的东南沿海一带，禁海令就几乎已经名存实亡了，即便某个地方官有“报国”之心，但在乡野宗族势力以及海商白花花的银子面前，很快就会眼开眼闭甚至同流合污起来。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人用舰炮炸开了“我大清”的国门，一八四二年清英签订了《南京条约》，不但向英国割让了香港，还同意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也就是所谓的“五口通商”。
林则徐的下场使得沿海地区官员，特别是上述那些通商口岸的官僚们愈发的谨小慎微起来，深怕一不小心得罪了洋人，平白闹出什么国际争端出来，如果只是丢官罢职还则罢了，事情搞大说不定还要被抄家砍脑袋，并且还没人替你喊冤。
地方官员的不作为增长了苦力贸易商的嚣张气焰，华裔苦力的生存环境变的更加恶劣，甚至无法保障这些人的生命安全。当时不止一次发生苦力在运输途中大批死亡的惨案，记录里平均每百名华人苦力就有三十人会因为各种“意外”，丧命在远隔家乡万里的汪洋大海上。
要说英国国内对这种贸易也有所顾忌，他们需要往殖民地输送大批量的廉价劳工，与此同时需要证明这些劳工来源的“合法性”，证明这些人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契约奴隶”。
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商人们必须要获得满清政府的配合，也就是获得满清政府的背书，证明这些交易符合当地的法律，并且促使这个行业更加的规范，不再带有那种“奴隶贸易”的痕迹与色彩。
可是当时的满清政府高层，怎会允许洋人对“祖宗之法”指手画脚，恰巧又遇到一个性格顽固的督抚叶名琛，用一套“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方针来应付英国人，听上去几可与某圣雄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相媲美，这要是往后推个一百年，说不准是要拿个炸药奖回来的。
英国人发现连交涉都找不到门路，于是决定继续用枪炮来说话。大英帝国刚进入维多利亚时代，正在全球范围扩张她的殖民地，国力处于上升期，一鸦时就看穿了“我大清”的底细，所以动起手来毫不犹豫。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圆明园的废墟还摆在那里。满清与英法俄先后签订了《北京条约》，具体内容在这里就不加赘述了，其中有一条就是同意英国招募华工出洋工作。就此中国苦力摇身一变成为了“契约移民”，苦力招募不再被视为变相的“奴隶贸易”。
先不去提那些衣服胸口被画上B（澳大利亚布里斯班）、P（秘鲁）亦或者S（纳米比亚的三明治港），这里要说说胸口画着C（古巴）的苦力，因为他们的遭遇可以说最具有代表性。
到达目的地之前，这些人就已经被中介公司卖给了各大种植园，成为了凄惨的契约奴工。当时古巴还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用来管理华人苦力的法律，其实就是之前管理黑人奴隶的条文。
西班牙农场主在自己的地盘上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他可以随意克扣苦力的工资，还有权对苦力施加各种体罚。
而中国苦力只有工作满八年之后，才可以用金钱赎回自己的契约。事实上很多苦力在契约完成之后，西班牙雇主会使用各种手段，逼迫苦力与其续约下去。
更可恨的是，西班牙总督还规定，完成契约的中国苦力只有愿意归化成古巴人并且信仰天主教，同时拿到当地的居留证，才允许在古巴继续居住和工作，否则将会被驱逐出境。
当时从古巴到中国的船票是八盎司黄金，大多数苦力根本拿不出这笔旅费出来，于是只能在种植园里当一辈子的奴隶，很多人只能选择自杀来结束这种苦难，当时古巴的自杀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而每两名古巴的自杀者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古巴华人苦力的悲惨境遇，直到一八七七年满清与西班牙签订了保护劳工移民条约之后，才发生了根本性改善，但是很多苦力没能坚持到这一天的到来。
美国人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介入中国苦力生意的，苦力商主要来自于西海岸。
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其实在鸦片战争爆发半个世纪之前，中国人就已经踏上了北美大陆。当时正值康熙禁海的高峰期，官府禁止民间制造新船，大批有经验的造船工人只得失业，于是就在一七八八年，一位英国船商乘机雇佣了一批中国造船匠人，随后在加拿大温哥华附近建立起了一个小殖民点，在当地利用加拿大丰富的木材资源建造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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