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云所著《老子化胡经》冲击最大的是谁？自然是本地教派道家和儒家。
之所以称为道家而不是道教，是因为这是一个各自为政的道士们的统称，没有形成统一的教派。
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文人心态的基本特征，儒家主张建功立业、留名青史。标点符号没有产生的时候，往往古人的一篇文章，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注解。
就是在标点符号已经被皇家采纳推广的今天，不少大儒们自恃对经典的理解是正确的，还是对古籍有不同的理解，加标点自然也不同。
《老子化胡经》的出现，对儒家尽管有影响，却不是最大的。况且身后站着荀慈明、蔡伯喈两位大神，又出现了杨伯献这样的超神。
不然的话，赵云一出又一出，早就引起儒家的反感，群起而攻之了。
道家人秉承老子“无为而治、亲近自然”的精神，然而，道士们毕竟是凡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何况涉及到教义之争。
汉明帝时代，佛教已有开始传入中国的迹象，五岳诸山道士，由于宗教心理的驱使，奋然群起，欲与佛教一较长短。
当时有南岳道士褚善信，西岳道士刘正念，北岳道士桓文度，东岳道士焦德心，嵩岳道士吕惠通，诸山道士费叔才、祁文信等一千三百一十人。
他们上表奏称与佛教较法之事，见载于佛道论，不欲光头们在中原立足。
惜乎统治者觉得中原的教派一潭死水，道家尽管不联合，却隐然有插手朝政的迹象。下面有争端，才是当政者乐意看到的。
秦、汉以来的方士，到东汉以后，已经渐有道士之称。他们隐居在各地名山大泽，一些出名的还会被朝廷册封，修炼仙道，所谓：“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其形甚癯。”
此时没有正式建立成为一大宗教，却因受到外来宗教的刺激，已隐然生起抗拒的运动。
到汉末桓帝、灵帝时代，有沛国人张道陵，初名陵。
其本是太学诸生，博通五经。及其晚年，忽然感叹读书无益于年命之事，遂学长生之道，自称得黄帝九鼎丹法。
因无资财合药，闻蜀人纯厚，易于教化，与弟子入蜀，居鹄鸣山中，著作道书二十四篇。
陈寿在《三国志?张鲁传》中，称其为“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学者，出五斗米，故世称米贼。”后世又称其为“五斗米道”。
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
到了张鲁行道的时期，已经据有东川，掌握实际的地方行政权，设官置吏，皆以鬼神之道命名，俨然为一路诸侯，而执掌********的实权。
东川对于巴蜀政局，有举足轻重之势，实为中国历史上施行地方宗教政治的第一人。
徐州琅邪国于吉，宫崇诣阙上师。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
于吉家祖上就是搞道术的，看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他们家的道术应该属于画符施水这一民间流派，不同于生炉炼丹的官方流派。
他家不光专业精熟，而且慈悲为怀，不杀生命，到了他这一代的时候，专业技术已经很发达，“精苦有逾于昔人”。
于吉专业技术精熟的标志就是那本《太平清领书》，就是所谓的《太平要术》或者称为《太平经》。
如前文所述，这本书是汉顺帝时期由他的徒弟宫崇送到皇宫的，此书装订典雅，所谓“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
最奇妙的是书的来历，是于吉在“曲阳泉水上所得”，而且是一本“神书”。
这明显是夸大之词，别说东汉末年纸张还没有普及，这书是写在布帛上的，就算是写在纸上的，放在水面上也早湿成一团了。
上次鄱阳湖边和赵云的相遇，他早就知道此子日后必然成大器，不想现在就写出了《老子化胡经》来和道家掰手腕。
左慈也是东汉末年道家的一个大牛。
他字元放，道号乌角先生，少居天柱山，研习炼丹之术。
《后汉书》说他少有神道。葛洪《抱朴子?金丹篇》载，左慈是葛玄之师。
传其《太清丹经》三卷，及《九鼎丹经》、《金液丹经》各一卷。
曹植《辩道论》中说他擅长房中术。据有关史料记载，经过六七十年的修炼，是死后成仙的。葛洪《神仙传》也说他能够役使鬼神，会变化、辟谷。
不过在赵云的眼里，就是一个会武功的道士，貌似精神力比较强大。
要说左慈和于吉谁厉害，出家人又不会像武者一样，一言不和拔刀相向。
于吉的《太平要术》跟左慈的《遁甲天书》比起来，遁甲天书更好看一些。但是，并不意味着更厉害。
举个例子，于吉跟左慈同样可以做到呼风唤雨，但于吉凭的是真实道行，而且于吉一生救人无数，根行要比左慈好的多。
但左慈玩的一定比于吉漂亮的多，因为遁甲天书不存在救人的问题，它本身只不过是幻术的大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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