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字：不平衡！”李丹斩钉截铁地说：“地域发展、文化水平、流通分布的不平衡造成了这三个矛盾，也就是当下朝廷面对的痼疾。”
赵拓很认真地听他讲，原来李丹认为差异化是造成三大矛盾的主要根源。“为什么呢？朕没明白。”
这会儿又没旁人，他说话也毫无顾忌，这要在别人面前，赵拓好歹得维持一个皇帝的体面，绝对不能说自己不明白这种话的。
用外面池子里的流水打比方，李丹告诉赵拓任何资源都是从高往低流动，这叫流水不腐，假如阻止了这种流动，就会发生需要水的地方没水干涸，而水多的地方失去流动性形成涝灾或腐水的现象。
“现在的南方就有些像水潭，那里面的水多得快要溢出来，我指的是财富、人才和各种物质，从粮食、丝绸到矿产、木材。
原因是厄古人占领后采取的宽容和怀柔政策，虽然粗放管理对汉文化有所损害，但不能不承认他们对汉人只要不造反干啥都行的态度，反过来促进了商贸的发展。”
李丹分析说：“为什么造成这样的情况？是由于独尊儒家导致历朝对商人采取贬低和蔑视的态度，那么现在有个执政者打压儒家了，商人阶层便得以抬头。
挣钱终于成为可以拥有体面的一种通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前朝有许多商人因擅长经商、能为统治者带来财富而登上政坛。”
赵拓逐渐明白过来。这样的结果就是自己的家族得以以商贾身份获得团练使地位，为后来起兵毫州打下了基础。
在李丹为他逐渐展开的历史画卷中，许多像赵氏这样的家族在推翻前朝的大浪中推波助澜甚至直接参与。
比如占据凤阳（即当时的濠州）的郭子兴家就在当地拥有许多生意，导致他只想守家不想扩张势力。
又比如安徽刘福通，巨富大商之家，被钦差勒索后怒而起兵，还有湖北开布店的徐寿辉等。
“大战之后百业凋零，世家大姓自南宋末至本朝初已风雨飘零。唯有商贾之家富有，也有余力资助他人或培养子弟习文为官。这就造成了我朝不至于刻意贬低商贾的风气。
然而即便如此，国朝初年的科举情况与当今根本无法相比！一百二十名进士，其中还有三个朝鲜人和一个安南人。可见当时汉家文化的凋敝到了何种地步。
于是太祖大兴文道，礼敬读书人。短短二十年过去，科举取士人数达二百三十三人。臣翻阅同文馆记录，并做过统计。
朝廷七品以上官员，百人中进士出身所占比例第一届科举后仅有不足三人，而二十年后这个比例上升到三成！
国朝初年有实授职务的文武官员比例接近一比二，明显文少武多，但二十年后这个数字颠倒过来，文官成为主力。
从这些数字里，陛下可以看出这种平衡是何时、怎样被打破的。
发生这一切的原因，是朝廷策略从征服和占领转移到休养生息上来，但副作用是文官增多后，随着地位提高、权柄日重，他们开始出现高高在上的心态并对武职采取贬低的态度。
皇帝治理天下倚重文化人，而文化的控制权在文官，武官就被说成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一群！”
“呵呵，卿说得妙极，正是如此！”赵拓抚掌道。
“陛下，这里面的关窍，在于‘文化的控制权在文官’！”李丹点了这句之后接着说：
“这样一来事情就失去了平衡，好像所有戥子（即砝码）都摆在文官那边了，武官这头过轻于是便会翘起来，两者的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
“哦！”赵拓坐直身体想了想：“卿的意思是，朕该把戥子放回武官这边一些？”
“陛下为君，最重要的事务就是‘权衡天下’！”李丹把最后这四个字一字一句地说出来：
“任何事，最高的裁决者是陛下，但这不是说任何事都需要陛下来做决定，而是说陛下拥有决定衡量事物轻重、先后、缓急，以及判断是否合乎律令的最高裁决权。
衡量的目的，就是要在以皇权保证的公开、明了的标准下，实现‘公平’，让任何事务不致失衡！”
赵拓两眼亮晶晶地注视李丹片刻，重重点头：“然也！请接着说！”
“既有失衡，那便要适度调节，将过多的戥子去掉些来实现差平，维持两者的平衡。”李丹又打个比方：“国家就是杆永远在摇摆中的称，只有上天知道它何时会不再失衡。
但人们必须知道，这杆称的提绳必须、只能握在皇权手中。任何事物都要放上去称量，不断有戥子增加或者减少。
当秤杆相对平衡时便要称量其它事物，直到下次称量发现仍有不平衡时，再重新调整戥子。这称量的工作，便是陛下的责任。”
“好！”赵拓听得兴致勃勃，立刻道：“爱卿，天色不早，不如拿酒菜来，咱们边吃边谈，如何？”
“是臣疏忽了。”李丹连忙告罪，到楼梯口唤桃娘，要她亲手做些羹汤小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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