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南回来以后，他很少想起在缅甸那段时间，偶尔想起来，也是一闪而过，今天听到鬼子投降的消息，却让他不得不想：他想起了在贵州拼命的训练，想起了在仁安羌、在卡萨、在新平洋、在大龙河……想到了乌鸦、南瓜、铁锤、奈温、丁丁、板凳和瘸腿的无二爷，还有大胖、鸭子、山猫、三妹、老兔子等等，那些死了或者还活到的人。流了那么多血，死了那么多人，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可是又有几个人能够亲眼看到？乌鸦，那个哥老倌一样、教自己打仗甚至做人的人，不晓得自己亲手给他垒的坟还在不？上头的草应该很高了吧？
外头，火炮一直不停的响，还有人放起了礼花。莽哥在床上睡了一哈儿，情绪慢慢的稳定下来，起来穿了衣服，上街买了些烧酒刀头（祭奠用的猪肉）、香蜡草纸、火炮，回来喊幺师陈三娃帮忙煮了刀头，打了钱纸（用一种叫钱得儿的铁制工具，在草纸上打出一排一排像“（）”一样的印记，当纸钱用），然后用帕子包起来，提到出了茶馆。
街上已经很热闹了，乱糟糟的像乡坝头逢场天一样，不同的是，人们都没有肩挑手提，大多空脚两手，跟到人群里乱喊；也有拿锣鼓家什的，根本不管它鼓点不鼓点，只晓得拿起鼓槌乱敲乱打；还有人没得锣鼓家什，就把自己屋头的脸盆、脚盆拿出来，拿根棒棒在那里猛敲；也有缺德的，拖着一串火炮儿在人群里乱窜，惹得人们一阵好骂。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
莽哥提着包袱，穿过热闹的人群，来到城外一个土包包顶上，在地上插了香和白蜡，摆好烧酒刀头，点燃香、蜡、钱纸，乒乒乓乓放了火炮，朝南方拜了几下，坐下来，说道：“班长、南瓜、铁锤、奈温、叮当、疯狗，还有那些认得到、认不到的弟兄伙，我跟大家说一声，鬼子投降了，你们可以安心了。我在这里准备了点酒肉，大家不要嫌弃，一路来喝点、吃点，高兴高兴。”
说完，倒了三杯酒，慢慢的洒到地上，然后把钱纸一张一张分开，放到火里。钱纸烧完，香蜡燃尽，莽哥并没有马上起身回去，而是一直坐到将近半夜，才慢慢回城。
一连好几天，整个成都都嘈动了，到处张灯结彩，火炮连天，一片欢天喜地景象。工厂、学校、商店都放了假，庆祝抗战胜利：那些年轻的学生们，一天到晚不晓得哪里来的那么大精神，又是集会，又是游行，又是演出，搞得比过年还要闹热；成都工商联合会也跟几个大的戏班子联起手来，搭了十几个戏台子，让老百姓不花钱看戏；少城公园的西北电影公司，天天放起了免费电影；老百姓暂时放下了手头的活路，邀邀约约的到处逛起看闹热；做生意的小商小贩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打出各式各样的招牌，吸引来来往往的人流。一直到了下旬，这种热闹才渐渐的平息下来，老百姓的生活也跟到恢复了正常。
这段时间，莽哥抽空回了一趟连界场，看了看三姐和侄儿一家，当然，还有山伢子。回成都的第二天早上，莽哥睡到床上还没有起来，就听到楼板上叮叮咚咚一阵乱响，接着有人使劲敲他的门，一边敲，一边喊道：“莽哥赶紧起来，出事了！”
莽哥听出是顾统的跟班弟兄伙刘老幺的声音，抓了件衣服披到身上，开了门，看到刘老幺雷急风火的样子，揉了揉眼睛，问道：“啥子事那么急，你妈老汉儿死了索？”
他在云兴社好几个月，不仅跟顾统成了贴心弟兄伙，和码头上其他一些弟兄也混熟了，说两句玩笑话，也没得哪个会见外。刘老幺呸了一声，骂道：“你妈老汉儿才死了。将才小边去找我，说是五哥昨晚上挨了黑枪，送到华西坝联合医院去了，还不晓得是死是活。”
莽哥一听，顾不得洗漱，抓起衣裳就走，边走边穿，问刘老幺道：“遭得好凶（意为伤得厉害）吗？昨晚上你没有跟他一路？”
“老子啷个晓得遭得凶不凶。昨晚上我有点事，是小边跟他一路的。”刘老幺答道。跟到莽哥屁股后头下了楼，两个来到街上，挤到一辆黄包车上，一路催着车夫快点，向华西坝那边的联合医院而去。
联合医院在锦江边上的国学巷，前身是基督教会创办的仁济、存仁医院。民国三年（1914年），基督教会创办了私立华西协和大学，仁济、存仁医院就是它的教学医院；二十六年（1937年），抗战爆发后，燕京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协和医学院、东吴大学、齐鲁大学等等，都搬到了成都华西坝，跟华西协和大学联合办学；一时间，华西坝专家教授云集，名医学者荟萃。第二年七月，“华大、中大、齐大三大学联合医院”成立，老百姓习惯的把它叫做华西坝联合医院。
顾统在二楼的外科病房，莽哥跟刘老幺赶到的时候，看到门外头站了好多人，有认得到，也有认不到的，大多是堂口里的弟兄伙。莽哥穿过人群，正要推开病房门进去，突然，一根三尺多长的铜烟杆呼的从旁边伸出来，拦在他跟前，门口斜蓬到（靠着）一个烟落灰儿（大烟鬼）模样的老头，眯起一双像是没睡醒瞌睡的眼睛，咧开嘴巴，露出两排熏得黄黑的牙齿，似笑非笑的盯到（着）莽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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