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东子自己早就不拉车了，除了月底收收租子（租金），格外基本上就没得啥子事，每天不是喝点茶、打点牌，就是逛逛街、看看戏，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这天上午，东子正在隔壁茶馆喝茶、打小牌（输赢不大的牌），幺师财娃子过来喊他，说车行里有人找他。东子跟两个牌角角告了罪，迈起四方步，回到车行，看到找他的人正是莽哥，客气得了不得，把莽哥让进堂屋，端茶递水。
两人摆着龙门阵，到了晌午，东子让幺师从“德生楼”鸡鱼馆定了座，又约了两个资中老板，招待莽哥。席间，东子有意无意的问道，幺叔来成都是耍呢，还是想找点活路做，又说成都是个好地方，只要勒得蛮（吃得苦），挣钱的路子还是很多的——他默到（以为）莽哥是来投奔他的。莽哥笑笑，不说高矮，只说先过一段时间再看。
晚上，东子把车行自己住的地方收拾收拾，让莽哥住下，自己回梁家巷那边去了。上午一看到莽哥，他就打好了算盘：如果莽哥不走（离开成都），过两天就给他找个活路；如果莽哥不喜欢做别的，就给他辆黄包车，让他拉车，顶多不要他租子就是。
可是一连二十多天，莽哥也不说找活路，也不说走，只是一天到晚到处闲逛，甚至有时候晚上都不回来，也不晓得他在哪里过夜，东子也不好格外说啥子。
说起来这也不能完全怪莽哥，成都好耍的地方确实太多了。他虽然走过南闯过北，但像成都这么好耍的地方，还是第一回来；而且，他现在吃喝不愁，也有闲心逛起耍。不说那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饭馆、烟馆、商铺鳞次栉比，吆喝声、叫卖声、吵架声此起彼伏，马车、汽车、小轿车川流不息，鸡公车、架架车、黄包车见缝插针；也不说那荔枝巷的钟水饺，长顺街的夫妻肺片，陕西街、灯笼巷的担担面，东御街、祠堂街的特色饭馆，盐市口的小百货，各色各样的明堂子（官办赌馆）、私窝子（私人开的赌馆）、戏院、电影院、青楼瓦舍；更不用说西门外浣花溪边的杜甫草堂，南门团转的武侯祠、青羊宫、百花潭。单说成都那些当官的住的地方，就让他看得眼花缭乱：庆云西街邓锡侯公馆、金河街贺国光公馆、永兴街的潘文华公馆、方池街的李家钰公馆、多子巷的刘湘公馆、华西坝的张群公馆……尽管这些房子的风格各式各样都有，但无不是高房大屋、结构精巧、气势恢宏。难怪他会流连忘返。
这样一来，东子就有想法了：自己当初来成都的时候，也是空脚两手（两手空空），靠着起早贪黑、省吃俭用，挣下这份家业，自然对莽哥这种游手好闲的做法有些看不惯；他倒不是管不起莽哥那点吃喝，只不过年纪轻轻，又身强力壮，一天到晚只晓得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但毕竟莽哥是他老辈子（长辈），东子尽管心头有些想法，也不好给他脸色看，表面上还是一样对待。
东子嘴巴上虽然没有说啥子，但莽哥久经世故，啷个会不晓得他的心思，也没有说开；一天早上，收拾了自己东西，等东子到了车行，就跟他告别，说自己在外头找到活路了，让东子不用担心他。然后拿起自己的东西，离开了“姚记”车行。
莽哥这番话要是说给他亲侄儿朱大娃听，朱大娃肯定不得相信。但东子毕竟隔了一层，还不了解他，默到（以为）他当真找到了活路，心里惭愧，怨自己错怪了幺叔。
其实，莽哥哪里可能去找活路做，从车行搬出来后，到旧货摊上买了两床旧铺盖，住到少城公园里头去了。前两天，他在少城公园里面的大光明电影院看完电影，出来准备找个没得人的卡卡角角（音kakagege，角落）屙尿，看到树林里有两间石头房子，里面乱七八糟堆了些旧房子拆下来的木板，到处是波斯（蜘蛛）网子，灰尘火炕的，一看就晓得这里没得人来，就打好了主意，要搬到这里来住。
这少城公园在少城边上，满清时候，少城本来是八旗子弟住的地方，后来满清王朝不得行了，驻成都将军玉昆，就把住在少城里面一些败落旗民住的地方合起来，修了些亭台轩榭，栽种些花草树木，喂了些飞禽走兽，改成少城公园。民国二年，尹仲锡筹划扩建，修了“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四面分别用四种字体刻了字，都出自名家之手：灌县张夔阶的篆体，名山吴伯的隶体，华阳颜楷的魏碑，荣县赵熙的汉碑。十三年，王瓒绪当成都市政督办，在里面开办通俗教育馆，修了体育场，派卢作孚当了第一任馆长。从二十一年起，通俗教育馆改名叫民众教育馆。
莽哥住的地方就在公园的西南角上。这两间石头房子原来不晓得是做啥子用的，已经废弃了好多年，团转尽是些花草树木，正是枝繁叶茂的时候，除了偶尔有一、两个不讲究的人，到这里屙屎屙尿，平时根本没得人来，说得上隐秘、安静，跟珠溪河茶花坪山坡上那个崖洞差不多，很对他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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