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多尔衮给张献忠的劝降诏书中不单以“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为由对其既往不咎，更还明确表示“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
张献忠到底是一时人杰，这封劝降诏书并没有使其似某些人一般卑躬屈膝、摇尾乞怜，反而还成了他增强全军抗清决心的工具。
只可惜那时的川中明军不但在两督相争的作用下彻底军阀化，更还因后勤供给的缘由与地方势力形成了利益集团。
由此，川中明军的立场在潜移默化之间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他们的主要的作战目标就顺理成章的从设法维持大明统治变成了从乱民手里夺回自家田地。
这般情形之下，本该将坐山观虎斗当做上上之选的川中各将却趁着张献忠全力应对北来之敌时向大西军展开了规模前所未有的反扑，逼得张献忠不得不放弃成都并“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
后面的事自也不必多说，随着张献忠的意外身死，几个统兵大将之间的矛盾逐渐爆发了出来，哪怕他们终还是与顺军一般走上了连明抗清的道路，但到了那会天下大势已不可逆转，清军也就在处理掉他们之后稳稳坐定了江山。
话到这里却也不得不将问题说得再深一些。
大西军之败固然和张献忠意外身死有着极深的关联，但从大势上来说，就算他没有中那一箭，这一路农民军也是无法挡住鞑子铁蹄的。
对此，张献忠大抵早有预计，更是将这一仗当做了生死之战来看，否则他大可按着早前的套路将内眷带在军中，又何必学崇祯故事？
所谓世间诸果皆由前因。
张献忠在大局的把握上终还是差了许多，他习惯性的在入川之后便将地主阶级当成了最主要敌人，从而忽视了已有鲸吞天下之势的满清。
用伟人的话来说，这等抉择就是没能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不过他倒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在率军北上之际总算明白了主要敌人到底是谁，与当了十多年皇帝，直到挂在老歪脖子树上时还浑浑噩噩的崇祯相比却也能算明白人了。
许也是崇祯自幼接受的便是藩王教育的关系，他这一辈子先是将魏忠贤当成了心腹之患，后来又将困锁关外的女真当成了大敌。
待到百姓因实在没有活路揭竿而起时又将这些本该是他忠实支持者的穷苦人当成了主要敌人，硬是没能想到隐藏在文官身后的地方势力才是大明江河日下的真正罪魁祸首。
在这一点上，朱慈烺做的要比这两人都好得多。
他对地方势力的观感其实和张献忠、李自成是一般无二的，若再考虑到对其危害程度的认知，他想要铲除地方势力的心思甚至要比那两个农民军领袖还要强烈千百倍。
可在实际操作之中呢？
在暴力上占据了优势的朱慈烺并没有因此而肆无忌惮，若没有合适的理由，他便会将自己的爪牙紧紧拢住，绝不会在任何人面前表现出对整个群体的厌恶。
哪怕在这半年之中，江南顶尖的世家大族已有大半倒在了他的各种谋算之中，但不管朝廷诸官或是地方各家却都只觉得陛下这是在规则之内进行反击而已，并不会如痛恨张李一般痛恨自己的皇帝。
如此一来，大明基本上还能团结在皇权周围把江北的鞑子当做最主要敌人，但次要矛盾却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朱慈烺的处境自然也就和崇祯、张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了。
这一点其实从越其杰准备江西之战上便能看出一二。
朱慈烺北归时曾路过杭州，在那一次的交谈之中他便流露出了想要打一场打仗，一举收复江西全境。
但那时从忻城伯府抄出来银子已经花完，杭州那几家的贡献也所剩不多。
这样的财政状况，显然无法支持如此规模的大战，也就是越其杰对自家陛下颇有信心，领命之后便开始积极筹备，若换其他臣子主持此事说不得也就会因陛下不顾实际情况而消极怠工了。
原本，越其杰抱的是有枣没枣打三杆的心思，他从没觉得自己的积极筹备能凭空变出银子。
可谁曾想，当他在向谭昌源隐隐露出此番所需粮食可能会比原计划多上不少之后，这主理海外购粮之事的家伙扭头便从新抵杭州的二十船粮食全都调了过来。
因着海路久断的关系，派到南洋购粮的海船都是五百料左右的小船，就算将这二十船拢到一起，实际上也不及整个战事所用的十之一二。
但这却是一种态度，代表参与了对重通海路有所期望的地方势力对朱慈烺这个朝廷的支持。
有了这番支援的鼓舞，越其杰在化缘之时便显得格外自信，哪怕在粮食方面并没有再多进展，但在其他物资方面却还是凑了不少。
由此，当朝廷又有了新进项入帐的消息传来之后，他便果断把前出衢州的常冠林招了回来。
“冠林，这几日自其他各部调来的兵马基本都已到了杭州，若是直接开战，你可有把握一战拿下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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