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厅也是我们开会的地方。我们的开学和毕业典礼大会就是在这个地方进行的。刚刚走进校门，在开学典礼大会上，那个代表新生讲话的，是一个女生，讲起话来，慷慨激昂，风度翩翩。她是我们班的班长。那天因为伙房改善伙食，我多吃了一个饭票，为了省出一个饭票，第二天中午没有吃饭，到了下午早早就顶不住了，就到伙房前面的缸里拿刚刚腌的萝卜，可是两个萝卜刚刚装进一个不上塑料袋里，就让伙房的生活管理员发现了。管理员就直接把我关了起来。我哭了。这个年代偷盗的名声，比强奸犯还要丑陋。班长听说这事，急急忙忙往伙房跑。她找到管理员，直接要人。她说：我是班长，我让他做的，你让他回去，有事我一个人担着。管理员非常生气，哼，叫你担着，我把你告到学校，看你怎么担？瞪着眼问她：你不怕开除？他说：不怕。错是我犯下的，学校要开除我，也没有办法。管理员就把我放了，对她说：那你就等着被开除吧。这真的不是吓唬，按这时候的学校规定，指挥偷窃比偷窃本身不知道要严重多少倍，真的会被开除。后来管理员又觉得闹大了，他们班主任的脸面不好看。他和我们的班主任相当不错呀，就没有告诉学校。这事就算过去了。她其实是占了班主任的光，要不然，她将会因此而付出一生的代价。如果这样，这对于一个从乡村走来的，有这样难得的机会进入师范读书的农民的女孩子来说，会是多么沉重地打击呀。她要为我承担这责任时，真的没有想过这严重的后果吗？我亲爱的同学啊，也只有这个年代才会有傻得这么可爱的同学吧。
大厅北面和大厅相对的那排红砖房最东面的那三间房子，就是我们班的男生宿舍。在那个用一块块木板搭在一个个长条凳子上组成的通铺上，我们度过了那么多美好的，温馨的，让人难忘的，想起来就会流泪的时光。还记得，一九七五年的那个冬季，我们宿舍炉子封的太死，门窗关得又严，半夜里，一个同学起来小便，趴在了我的头上，我在睡梦中推了他一把，他倒在地下哇哇哭起来。这一哭，同学们都坐了起来，有个人喊了一声：中煤气了！大家都向着宿舍的门跑，终于有一个人打开了那个门，但同学们却没有一个人跑出门，一堆堆地倒在宿舍的床下，到在门口的地下，我们的班长，这位可爱的女生，不知道怎么知道了这事，带着全班的女生，第一时间全都跑了过来，也不管倒在地下的男生都光着身子，穿着个三角裤叉了，她们再没有了羞涩感，从伙房里要来醋，搂着我们的头，一碗碗地灌下，救醒了我们每一个人。
快毕业的时候，她还领着全班同学到近处的公园，发了一天疯。不知道，后面等着我们的是一年半的眼泪。
现在，这样想着，我眼里的泪像开闸的河水一样倾泻而出。
离开这个大门，我去学校的办公室领取了毕业证，就到了学校旁的报社家属院，走进杨老师狭窄的两间房的小院，隔着窗子的玻璃，就看到了杨老师坐在桌旁看书。杨老师，矮个子，瘦瘦的小脸，还是和原来一样戴着近视镜，眼里透着机敏而亲切的光。
现在，在杨老师的家，见了亲爱的杨老师，心里有好多话要说，可能是太激动，竟然一句也说不出来。记得，第一次高考报的文科，觉得自己数学考得不错，政治也不错，但语文不行，历史、地理从来没有学过，更不行，估计别人也不行，但还是满怀希望地坐在家里的长凳上，趴在石灰柜上，充满激情地给杨老师写信，汇报我的考试情况，给杨老师吹牛说：感觉考得还可以，估计数学能把自己的分拉上去。杨老师回信鼓励：说我应该能考上。后来知道自己失败了，特别沮丧。尤其第二次高考的失败，让我无地自容，也就不好意思再和杨老师联系。我坐在杨老师的床上，脚放地上，手放腿上，两眼发呆地看着杨老师屋里的那面镜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自己像个腼腆的新媳妇。杨老师给我倒了满满的一杯热水，捧到我的手里，关切地问我：毕业后这一年半的时间，是怎么过来的？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可是一句也说不出来了。我想哭，但不想叫杨老师看到我的泪，可是眼里的泪还是止不住地流下来。
离开杨老师的家时，我把这一书包花生倒在他的床上，说：老师，这是我娘给您的。杨老师没有说话。他眼里含着男人从来不应该有的泪花，摘下眼镜，在眼角上抹了一下。
走出他的家门，我还傻乎乎地瞅着杨老师那张亲切的脸。杨老师站在门前，目送着我走出很远。我又回过头来，用力地摆着手，眼里含着泪水，大声地喊着：杨老师，回家吧。有时间我会来看您的！杨老师，我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我会成为一个好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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