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低着头，顺着河东的大街往南走，向着河东偏南的那几间最破的土房走去。街上没有人，一条狗一只鸡也没有。我一步挪不半步地往前走，不停地踢着地下的柴草和土坷垃，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才到了风章哥的房前。
这是风章哥住了多少年的老房子了，半人高的墙头，土坯垒的，墙皮已经脱落，经过长久风化雨淋的大门，出现了很多洞洞，有个洞显露糟木，都能进去一个拳头了。
我的手放在这个大门上，没有推。想起那么好心的风章哥，我怎么再忍心给人家添麻烦呀。可是村里不记工分，就等于已经到手的饭碗子掉在地下，重新打碎的。我这样胡乱地想着，放在大门的手，又滑落下来，在自己的裤子上，不知所措胡乱地摸了一会儿，又在门前转了几圈，一屁股坐在大门墩上，望着门前这棵大槐树歪歪斜斜的黑影子。
我想，就这样坐着，等着风章哥出来，这样可能比进去强。我就低着头，坐在这儿，想着如果风章哥出来，我应该说什么，想着风章哥有可能回答什么。想来想去，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院子里有了一点动静，接着是风章哥咳嗽的声音，吐痰的声音，拿东西的声音，哗哗啦啦地扫院子的声音。我捂了捂心口，鼓了鼓勇气，终于硬着头皮推开了这个大门。
一进这个大门，我就把刚才想好的话忘了个净光。我好象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只是呆若木鸡般地在门前站着。
见我进来，风章哥放下手里那把秃扫帚，很客气地和我说话：“哎呀，是宪华呀。别在院子站着，到屋里去吧。”
我说：“不……不到屋里去了。”
风章哥说：“有什么事吗？”
我说：“风章哥，我已经在中学代课了，这几天才知道，县里有规定，代课教师，还要在村里记工分的。”
“还记工分呀。这绝对不行。”风章哥断然拒绝。
“别人都这样的，怎么不行？”我想哭，声音也提高了很多。
风章哥说：“你到公社的中学去教书，那是为公社出力，不是为咱村的大人孩子兄弟爷们出力，咱村凭什么给你记工分？”
我说：“咱村里的孩子，不是也有在公社中学上学的吗？”
风章哥瞪着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说：“有是有，可那所学校没有你，咱村的孩子不是照样在那里上学吗？你去代课，关系到你的前程。哥是明白人，不能拦你。可是你到外边给别人出力，在咱村记工分，这算什么？这是白从咱村兄弟爷们锅里舀饭吃。这叫白吃大伙的，白拿大伙的。不合理呀。”
我说：“不管怎么说，风章哥，这个忙，你得帮，这工分，你得给记。”
风章哥说：“我说记不了，就是记不了的。还啰嗦什么，像个娘们。”
我知道风章哥说出来的话，就是板上钉钉。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应对了：“风章哥，这事就不能商量了吗？”
“不能！”风章哥的脸上透着坚定和固执。见我满脸不高兴，风章哥又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孩子，所以村里才两次推荐你去上大学。办事都有个规矩，有个尺度，有个制度。办事，都要往理上说。什么是理？老百姓的心就是理，老百姓心里那杆称就是理。做事要公平，要公正，不能冷了老百姓的心。我不能因为你是好孩子，就做违心的事，就做不合理的事。”
我的头低下去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话说。风章哥说的对，老百姓们拿咱当个人，父老乡亲们拿咱当个人，风章哥拿咱当个人，才推荐咱去上学。如今咱回来了，却伸手向亲人们的干粮篮子里拿馍吃，伸手向亲人们的饭碗里舀饭吃。不应该呀。
可是我还是在心里说：不记工分，就不记，县里一个月有几元的生活补助费，也饿不死我！就是不记工分，我也得争这口气：这个代课教师，我当定了！
这样想着，我转过身，跨出大门。
风章哥又说：“你再找找公社吧。如果公社能给村里补贴，也可以让村里记工分。”
走出大门，我又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这个大门，看了一眼大门旁，站在那儿目送着我的风章哥。他手里还拿着那个破扫帚，挂着满脸的尘土，衣服的肩上明显的两个大补丁，两双粗布鞋前面都已经开裂了。我心里想，我一定要好好干，不能对不起亲爱的风章哥呀！
但这个时候，我从内心里，对风章哥的做法，还是不理解。三十年后，这个正直无私、一身正气的老支书风章哥走了。他走的时候，我们的村民好多人都富起来了，日子过好了，但风章哥的日子并不好。他一直是一个穷人，走的时候，带走了一身清贫，也带走了一身正气和无私。但他的风骨，他的人生境界，叫我八辈子也难以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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