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蒙文通先生研究：古巴蜀境内曾有数百十个小部落小诸侯“戎伯”，司马错说：“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蜀就是这些戎伯的首领。稍后的古蜀文化区就是这种“坝子文化”与“戎伯文化”的集合体。正因为有了成都平原这块大坝子上高度发达的以古城群为代表的古蜀文化及其前身宝墩文化为核心，带动那些中小坝子上发展不平衡的文化综合体（氏族部落），才在长江上游形成了一个在华夏文化圈内独特的“古蜀文化区”[10]。加上本区的位置正处在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的以稻作农业为主的“东南文化板块”与黄土高原以粟作农业为主的“西北文化板块”之间的接合部，这就规定了本区古文化靣貌斑驳不纯，具有显着的“杂交优势”，兼收并蓄，广为接纳而形成独树一帜的巴蜀文化风格。这种地域文化上的血肉相连，是自古已然，密不可分的。这种“坝子文化”的强大的生命力不仅体现在当初当地早期文明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中；而且贯串在整个文明的进程中，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发现“坝子文化”的印记，大至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城乡格局、思维定式、民风民俗；小到道路桥梁、建筑器物…无不受其影响。如果放大了来讲，自然地理环境是一种客观制约，人类可以与之抗争，却永远无法摆脱其影响。
主要影响宝墩文化古蜀文化扩展古蜀文化是一支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主要分布在川西平原一带，因新津宝墩遗址而得名。重要遗址有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等。宝墩文化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700—1800年。当时的成都平原还在中国的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西部有一块富饶而富有传奇故事的地方——成都平原，对这片土地发生过的那些遥远的历史，过去是通过简略的文献记载所了解到的，有关蚕虫纵目、鱼凫神化仙去、杜宇化鹃、开明复活等传说早已为人所熟知，同时也使古蜀历史蒙上神秘色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在唐代这样描述着古蜀国的历史。虚无缥缈的历史传说一直就是古蜀国历史的全部。1929年，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农民燕道诚无意中发现了大量的玉璋、玉璧等，毫无疑问，这就是古蜀文明，由此开始了几代考古人寻梦之路。考古工作者们经过不懈的努力，基本把握住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脉络：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化（2700—1800年B.C.）——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1800—1200年B.C.）——以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1200—500年B.C.）——以成都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为代表战国青铜文化（500—316年B.C.）——秦灭巴蜀，辉煌壮美的古蜀文明最后融入汉文化圈，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人寻根生活在被太平洋包围的日本列岛上的日本民族，似乎有一种寻根的急迫心情，一直关注着中国考古发现的进展。日本学者认为，盛产水稻的日本，“农耕稻作”是其文明的基础，而非印度、埃及、古巴比伦、中国黄河流域的旱地农业文化，即所谓“小麦文明”。那么，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心在哪里？在长江流域，这是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的，在长江流域已经发现史前稻谷遗存110多处。日本学者自然把目光瞄准了长江流域，尤其是上游。日本早稻田大学甚至专门设置了长江流域考古队。因此，当成都平原考古新发现的信息传到日本东京时，竟会使日本文化界元老、70多岁的梅原猛教授欣喜若狂，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梅原猛教授的撮合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CD市考古队、四川联大、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和早稻田大学联合组成考察团，于1996年9月~12月进一步对宝墩古城遗址进行发掘调查。此次中日两国四方联合行动，既有日方提供现代设备的现代科技考古，又有中方传统的考古方法，确实非同小可。考古发现高山古城遗址神秘的古蜀文明，一直是萦绕在人们心中的谜团。约在上世纪90年代，考古队员在成都平原相继发现了距今4500年-3700年的8座古城遗址，它们比三星堆文化早近千年，人们把这类文化遗存命名为“宝墩文化”。在宝墩文化的8座古城中，位于大邑县的高山古城遗址历史悠久。高山古城遗址发掘出的史前墓地，人骨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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