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星火顿了顿才继续说道：“不管是王安石变法还是我们的变法，核心目标就是快速改善国家的财政情况，并且最好是不留隐患地改善.那么天下田地总量有限就意味着农业税有限，大明每年能收上来的农业税是一定的，所以我们要看向商业能为国家提供的税收，也就是国内商税和海外贸易，海外贸易方才已经分析过了，姜某要说的，便是我们如何吸收王安石变法在商业上政策失败的教训，以及王安石到底失败在了哪里，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让商业上的变法成功，从而让国家的财政实现快速增长。”
姜星火的目的当然不是让大明财政快速增长，让朱棣有花不完的钱去建立千古一帝的功业，事实上，不知不觉间，姜星火已经把邪龙破壳而出的最重要条件深埋了下来。
“方才说了，王安石的方向是对的，确实要用动态的眼光看问题，国家要用动态的理财术但王安石选择的路是错的，因为有几样活跃市场的东西他不懂，也就是我所说的产权基础、中央银行、商业钱庄、公司制。”
“产权基础是什么？”朱高煦适时问道。
“商业交易的最重要条件是什么？”姜星火反问道。
“公平交易？”
“不。”
姜星火摇了摇头，说道：“最重要的条件是——财产私有。”
“如果你的财产随时可能会被剥夺，那么就算你公平交易，又有什么用的？或许下一瞬间，你的财产就不是伱的了。”
这里要说的是，姜星火最想实现的，当然不是财产私有，而是相反的一条路，但基于目前15世纪的具体时代条件而言，显然是先搞财产私有，把邪龙孵化出来更为靠谱一点，毕竟历史是螺旋上升的嘛。
但是这一点，却并不算出乎意料地引来了一片沉默。
原因也很简单，这一个名义的问题。
从名义上讲，在封建皇权时代，“朕即国家”。
整个大明的一切，从法理层面，都是大明皇帝的所有物，个人不存在私产。
皇帝一般不会派人冲进你家，把你的家里的财产充公，但皇帝毫无疑问有随时、随地、随意、随人地行使这样权力的法理依据，这也是皇权至高无上的重要的表现。
如果承认财产私有，那就意味着对皇权的破坏，这是朱棣这个皇帝，乃至他身旁的皇子和国公们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的权力，从根本上讲，都源自于皇权。
“臣民名义上财产私有，朕断然不能接受。”
触及到了朱棣的底线，朱棣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朕可以接受事实上的财产私有，朝廷和地方官府也不会随意没收臣民的私有财产，以此来支持商业的发展，让大明能重现北宋的财政收入高度，但名义这个口子，是万万不可能开的。”
姜星火倒也没打算一步登天，他知道朱棣九成九不会接受，这时候也没什么失望.更何况，这有什么可失望的？只要朝廷能够在事实上保护私有财产，那么有朝一日，这个“名”自然会与“实”相匹配。
不过资产阶层主导的社会大变革，这一天的到来姜星火在第八世注定是看不到了，他只需要跟原本的历史相比，取得一点点突破，让历史的进程加速就可以了。
姜星火跳过了这个话题，继续说道：“除了产权基础，对于商业交易来说，其次重要的就是交易的中间组织，所谓中间组织，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商号组织的公司化，另一方面是信贷组织的专业化。”
这里要说的是，千万不要把“公司”这个词，理解为近现代社会才出现的。
冷知识：如果没有姜星火的插手，永乐元年再往后推几十年，公司的雏形，也就是康孟达组织就出现了。
所谓康孟达组织，是合伙经营的一种商事契约，它是最早的一种商业合伙形式，这种新的组织模式与家族共同经营不同，依照这种契约，一方出资而不参加营业活动，另一方则运用自己的设备条件等从事营业活动，双方按出资数额对盈利进行分配，出资者依出资数额对经营亏损负有限责任，而营业者则负无限责任。
这种共同经营形式，最初产生于欧洲中世纪的地中海沿岸诸城市，盛行于海上贸易，由既想获得利益而又不愿亲身冒险的资产家出资，由航海者向海外运销货物，盈利按出资额分配。亏损时航海者承担无限责任，资产家只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后来，这种合伙形式逐渐发展到陆上贸易，最终演变成为隐名合伙（有限合伙）和两合公司（由无限责任股东和有限责任股东所组成的公司）。
随后，在永乐元年往后推152年，被称为“血腥玛丽”的英国女皇玛丽一世，特许与俄国公司进行贸易，从而产生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这种类型的公司，早期最出名的有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
嗯，放到大明就是“西天竺公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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