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难得地真情流露，直接啐了一声。
“呸！”
“没骨气的东西，妖言惑众，真英雄还怕敌人强？若是直接比一比纸面强弱，那古往今来，多少仗都是‘不可能赢’的？不知兵的酸腐文人，去他娘的。”
道衍回忆起靖难时的艰苦岁月，一时竟也连连颔首。
而这边，姜星火继续说道。
“这其实不算是一篇文章，只是讲了一个讽刺故事。”
“《仇国论》中，谯周举了两个虚构的国家‘因余’（意为剩下的，明示季汉）和‘肇建’（意为新建立的，明示曹魏）为例子，因余是小国，肇建是大国，两国世为仇敌，因余国人高贤卿问伏愚子，身为小国在面对大国时该使用什么战略，伏愚子举周文王与句践为例子，说明与民休养生息，民心安定就可以取得胜利。”
接下来，姜星火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这个故事尽量精炼地翻译了一下。
“但是高贤卿不同意，说楚汉相争之时，刘邦和项羽约定以鸿沟为界，互不侵犯，当项羽返回时，张良认为如果人民安定下来就不会再想变动，说服刘邦追击项羽，最后取得了胜利，又怎么一定要用周文王的那套方法呢？现在肇建国内部有变动，我们趁机出兵攻击其边境，是不是能增加它的麻烦而战胜他呢？”
“伏愚子回答说，商朝与西周的时候，王纲坚固，社会安定，人民习惯于当时的统治阶级，要是在那个时候，刘邦怎么可能杖剑鞭马、夺取天下呢？反观秦朝末年，天下土崩瓦解，王侯递嬗，年年月月都改变统治者，老百姓均不知所措，所以豪强并争，力量强的收获便大，迟慢的便被吞并现在我们国家和肇建都已经立国很久了，不是秦朝末年动荡不安的时候，而有多国并立的形势，所以可以用周文王无为而治的方法，而不可以像刘邦那样南征北讨，如果人民疲劳，国家就会瓦解。”
“俗话说与其射出很多箭没有命中目标，不如谨慎发箭，不要轻易出击。所以智者不会因为一时小利就转移目标，而是等到时机许可才一次出动，所以商汤、周武王能不战而胜，如果他们一味穷兵黩武，不能审时度势，则就算有智者也不能相救了。如果用兵如神，穿越急流，翻越山谷，不用船只便能渡过孟津，就不是我愚子所能做到的事了。”
听完这个小故事，朱高煦接连搓手，做出了跟他爹一样的反应。
“这他娘的不是在放酸屁？”
“要俺说，汉室江山不可复兴，那是天意，季汉挡不住曹魏，输在气势，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谯周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他康慨陈词的那一套说的是个什么玩意？”
李景隆赞同道：“天子尚且坐在龙椅上，他就迫不及待抛出异端之说来使人心涣散，诱使季汉不战自溃最终投降，而后又不能保守臣节，自行降敌，他是处心积虑地唯恐国家不灭，用心实在是歹毒无比！”
姜星火听完了两人的义愤填膺，同样认可。
“所以我才要说，一篇《仇国论》，‘胜’过两篇《出师表》。”
“而之所以《仇国论》能摧毁季汉百姓的信心，便在于，季汉是一个传统的封建王朝，而非一个民族国家。”
讲到这里，李景隆回过味来。
原来姜郎举这个例子，便是要反面说明，没有‘民族国家’，便会出现季汉末期那样民心瓦解的例子。
而反过来说，如果有了姜郎口中的‘民族国家’，面对外敌，民心便会更加凝聚？
那这么说来，‘民族国家’这个东西，恐怕是很受皇帝喜欢的。
毕竟，哪个皇帝都不想自己的国家到了末期，大臣们都争先恐后地瓦解自己人的民心，为的就是投降敌国当敌国的臣子继续享受荣华富贵。
如果真的‘民族国家’这么有效果，想来如《仇国论》这般蛊惑人心的东西，以后就会彻底失去效果了。
想到这里，李景隆愈发好奇。
毕竟，他知道了太多秘密，如今又要踏上前途未卜的出使日本之旅，再知道点秘密，也无所谓了。
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痒。
姜星火只举了个例子，便再也没绕弯子了，他继续说道。
“民族国家与传统封建王朝的区别非常之大，而这种区别，最主要地就是体现在百姓的归属感、凝聚力上。”
“只有百姓知道了什么是民族国家，知道自己是谁，才会有归属感、凝聚力。”
在李景隆的最后一课上。
李景隆尽职尽责地履行了他的捧跟角色。
“姜郎，什么是民族国家？”
姜星火慢慢地、用他们能跟得上的语速说道。
“民族国家与传统的封建王朝不同，民族国家的成员，也就是百姓，效忠的对象是有共同认同感的同胞及其共同形成的庙堂体制。这种认同感的来源可以是传统的历史、文化、语言，但最主要的是在庙堂体制内占据主导地位的主导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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