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后，如果他没留在书房，刁难仆人给自己送冰淇淋，冰沙和冰饮料，那一定就是在花园里摆弄自己的天文望远镜——直到那些和汽车鸣笛一样的蝉鸣毁掉他对室外的耐心前，他都可以专注在北半球的明朗夏夜中，遥望漫天闪烁的星辰。
到八月底，秋日的凉风终于拂过花园，吹走那些恼人的昆虫时，连他自己都惊讶于适应新生活的速度，没有某音，某手和粉红色应用，又没有政治，经济和立法的生活完全不像他想得那么无聊，如果他不是拿破仑，刚被赶下野，又要被流放到热带去的拿破仑·波拿巴，那他完全可以享受这样的生活。
但现实总是要把他拉回去，像地心引力那样。每天下午去翻看报纸的时候，他都要靠那些点心，甜食，咖啡，才能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软糖从一碟变成了三碟，蜜饯从法国本土拓展到整个地中海，
当他看到梅拉斯和阿伯克龙比指挥英奥联军，围攻马赛时，他竟然在家里摆了个圣母玛丽亚的铜像，求仁慈的圣母让贝尔纳多特尽快倒台，等莫罗在南德意志的黑森林中取得胜利后，他又把铜像请了出去，放在花园东南角最阴湿的角落里和雨水作伴。
比起不可一世的波拿巴皇帝，他觉得自己和那个自称路易十八世的普罗旺斯公爵一样，都是已经输光筹码的赌徒，蹲在他人的赌桌旁边不停祈祷，寄希望于桌上其他玩家的胜利，可以把自己也连本带利地赎回来——可普罗旺斯公爵起码有祖上的光环，他波拿巴只是“一介僭主”，就算走狗屎运，国家也会是他的，而不是自己的。
入秋后，政府对他的看守愈加严密，从十二小时换岗变成六小时。写出的信要么石沉大海，要么靠贿赂看守才能过关，
一天，雨下得很大，书房的白椅子前点着三个小蜡烛，看着就像墓碑一样惨淡，拿破仑就着微弱的烛火，把妻子约瑟芬寄来的第一封信小心拆开，从火封到信封拆得一丝不苟，
“敬爱的拿破仑·波拿巴先生，我想我们的婚姻该结束了，”约瑟芬在起头这么写道。
往后的内容拿破仑没有看，他用汉语低声咒骂着约瑟芬是个该死全家的烂货，骂到喘不上气时，他取来油灯直接把她的信丢到灯里，又把灯灰专门倒出来，踩在脚下磨来磨去。
雨越下越大，风越吹越急，巴黎的气温急速下降，拿破仑在风雨的声声嚎叫中“惊喜”地发现，即使离开了自己这位伟大人物，法兰西共和国也并非无法运转。冷雨这些天来平等地席卷了阿尔卑斯山，劈头盖脸地浇在奥地利军队头上，道路结冰与牲畜受冻严重影响了大军后勤，使其不得不回返意大利。
在他的故乡科西嘉，一个宣称自己有“可靠渠道”的小报表示，萨丁尼亚国王卡洛努埃莱四世和奥地利起了严重的外交冲突，前者不想看到哈布斯堡家族霸占意大利，更可靠的法国小报也称普鲁士的威廉四世准备与北德意志作壁上观，两不相帮。
过了几天，同一个小报开始大肆渲染“莫罗将军在德意志的大胜彻底摧毁了普鲁士干涉的任何可能”，国家公报也正式宣布俄国沙皇保罗一世将出面调停冲突，各方不日将于维也纳进行谈判。
最后，又是一个大风呼啸的雨天，拿破仑就着死气沉沉的灯，看到《国家公报》上的最后判决：英国人在会议上表示，只要法国愿意撤出埃及，英国就能保证共和国的海上航运，
利益交锋现在彻底离开了战场，回到了谈判桌上，这意味着拿破仑·波拿巴彻底完了，他不但无法靠攀外敌高枝复位，还很快就会被共和国诸公像个黑奴一样装上船，运到某个离欧洲远远的，可能长着一百万个疟疾患者，一千万个霍乱传染源，还有一千亿只蚊子的穷乡僻壤，让他在那死于某种待命名的出血热。
当花园中的绿叶开始转黄，一片片沉进雨水时，拿破仑感觉自己和这些叶子也没什么差别。
直到9月20日清晨，阳光才终于透过窗帘，照亮床头，床尾和床上蜷缩的生物。
当拿破仑在八点左右放弃睡眠，翻身起床的时候，他甚至没有披上自己常穿的衣服，只穿着一套白色衬衫，单排扣的克拉夫外套像一团垃圾被弃置在床尾——没等女仆给他准备好点心，他就夺门而入，抢过女仆手中的糖罐，大勺大勺的往土耳其咖啡里加白糖，糖粒像一场冰雹那样，噼啪地落在仿中式陶瓷杯的杯沿，杯碟，以及塞尔夫厂产的杯沿标识上。
现在，拿破仑固执地认为，他可以通过胡乱花费这种价格高昂的白色黄金，消耗贝尔纳多特的财政储备，他抬起头，高举杯子，恨恨地把糖水一饮而尽，舔完了杯底的每一粒糖砂，这才从书柜上拿出《新植物学》。
拍了拍书皮上的灰尘，他对着《新植物学》封皮上的南美植物哀叹了好几声，这才说道：
“如果真被流放到圭亚那，到原始森林里《图皮南巴》，我就得靠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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