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注一掷四字，历来意味着莫大冒险。
而当一国之君试图将此四字用在朝政皇权存亡之大事上，必然会遭来更多诟病与反对。
但此刻的甘露殿中，众大臣间，气氛虽异常凝重肃穆，却奇异地并未出现任何反对的声音，包括马行舟。
他们既为天子心腹，便知天子的手腕与脾性，了解天子一旦真正决定的事，便很难有推翻更改的余地。
二则，他们站在这个位置上，立于千万人之上，注定要比寻常人、乃至比其他官员更加清楚时局的全貌——
如今的局面，朝中纵然不在兵事之上做任何应对，却也同样称得上是天大的“冒险”。
荣王李隐手握三道兵力，岭南道的最终归属此时尚且未知……
李复在《告罪书》上揭露了段士昂的造反行径与荣王有着直接关系，此事令荣王声名有损，于朝廷而言是好事，却也不完全都是好事……
他们忧心如今手握重兵的荣王，会因此干脆不再顾忌天下人的看法，转而选择先将皇位夺下了再说——
而崔氏族人下狱之事引起的文人风波，究竟是谁人在背后主导，他们心中都很清楚……此事总归要有了结，可朝廷一旦做出妥协，一国政法与天子威严扫地，便再也不可能捡得起来。
朝中不想妥协，又无法承担波及越来越大的舆论指摘，那么便只能从别的角度破局：即是从根本上解决一切狂妄自大的声音。
只要荣王李隐之势消亡，朝中重拾威慑之力，那些被煽动的文人们便会“冷静”下来，自觉噤声。
总而言之，眼下的种种迹象皆表明，天子如今守着的这具随时有可能倒塌的国之躯壳，务必需要一记向死而生的猛药，方能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而此时动兵，同时也是这些大臣们所能想到最好的时机。
先前天子坚决不肯动用京畿兵力，是因洛阳之危，彼时荣王野心已明，京师处于腹背受敌之境，无论动兵哪一方，都会给另一方可乘之机——段士昂的身份与意图败露之后，朝臣们更是惊觉，那正是荣王府为支开京畿兵力而生的计谋，恰恰说明了天子当初决意让兵力驻守京畿、而以密令使淮南道支援洛阳的决策是正确的。
此时天子更改心意，是因时机已然不同——
段士昂身死，范阳王被处决，洛阳之危暂解，范阳军全军溃败，而那位亲手完成了这一切的淮南道刺史常岁宁，此时善心大发，未有威胁京师之意，而是继续领兵北上去了……
当然，朝中也有人暗中将常岁宁此举视为兽心大发——这厮往北去，不外乎是想继续侵占地盘罢了。
就时局而言，常岁宁亲自北上之行是善心大发还是兽心大发，倒是实在不好界定……但无论如何，她既然尚未公然打来京师，那么朝中便可以专心应对荣王之患。
而卞春梁之乱已近平息，那么东南之危也已解除，其余势力则尚未酿作大患，京中此时便是相对安全的——
反观荣王府，段士昂之计溃败，荣王名声沾染了污点，许多冲着其仁义之名聚拢而去的人心正值动摇之际，这时若能迅速出兵，便可最大程度打荣王府一个措手不及。
况且，朝廷师出有名，先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拒不入京包藏祸心为名，以问罪之名出兵讨伐，待破得山南西道，再行问罪荣王唆使段士昂谋逆之过……
若肖旻在岭南道进展顺利，便可从南下方向率兵威慑黔中道，到时再与朝廷兵马对剑南道形成夹击之势，便又可再添胜算。
天子部署好了一切，早在她决定动用肖旻来应对岭南道之争时，就已经做好了向李隐反击的准备。
圣册帝决意动用京畿十五万兵力，发兵山南西道。
这十五万大军之中，有六万余玄策军。
这六万余玄策军给予天子多一份底气，也给朝臣们更多添了一份信心。
若此战能胜，哪怕拖延得久一些，只要荣王之势被削弱，朝中便可借太子之名迅速收拢局面，安定人心！
这是朝臣们根据现下的局面，所能思虑到最好的可能，但最终结果如何，谁也无法预料……
至此，朝中与天子，已然没有更加妥当、更具尊严的选择。
一切议定之后，圣册帝亲自拟令动兵，御阶而下，马行舟等大臣带着惶惶然的储君撂袍而跪，继而深深叩首。
这一拜，既是在拜天子，更是在拜那悬于一线的国朝之命数。
众臣相继离开，直到只余下马行舟一人。
最后，上首的帝王单独与他道了一句：“马相放心，若此战可胜，朕定会尽全力让人保全马婉性命，将她平安带回京师。”
马行舟再次叩拜，谢恩。
直到他告退而去，退出了甘露殿，唇边才得以溢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叹息。
他知道，圣人那句话是为安抚，也是为了施恩，作为臣子自该感激……
可如此关头，圣人这一句称得上郑重的安抚，何尝不是欲定他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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