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一次偶然性的城墙坍塌没有引发更大范围的灾难，但已经说明了，保卫帝国一千年的狄奥多西城墙并非坚不可摧的这一事实。
突厥军队军心大振，相反，拜占庭一方则陷入了极度的恐慌。
两周前，他们分明观察到了奥斯曼苏丹率兵离开，但想象之中的胜利并未到来。突厥人的攻势一日强过一日，让纪律性较差的市民自卫队损失惨重，哥萨克人也心痛得没了辱骂苏丹的气魄。
狂喜之后的如坠冰窟，几乎扯断了希腊人心中的最后一根弦。
而令他们重新恢复了生存的希望的，是终于彻底打开的内外联系。
从苏丹撤离后没几天开始，来自西方十字军的讯息便不断被商人和游人送进君士坦丁堡。
脑子正常的商人不可能在激战的节骨眼上往战场里钻，唯一的解释是这些人受了十字军的指使，君士坦丁十一世和穆罕默德二世都心知肚明，但一方假装不说，一方知道了也没意义。
就算这些商人确实是十字军的间谍，可他们确实向奥斯曼军队出售了紧缺的物资。明知道这些家伙是敌人派来的细作，却不舍得那点蝇头小利，可知奥斯曼营中的物资已经紧缺到了何种地步。
但就算如此。
就算如此。
焦急的也仅有易卜拉欣和扎干诺斯。
造成如此现象的最大元凶，战败的首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现在已经开始思考战争之后的事情。
帝国的大维齐尔，坎达利·哈利勒，曾经颇受他的父亲穆拉德二世器重的男人。如果要说明哈利勒的权势如何滔天，只需要阐明一点：瓦尔纳之战爆发前，面对气焰汹汹的十字军联军，他亲自率领庞大的文官集团逼迫穆罕默德二世退位，拥立了转入幕后的穆拉德。即使战争结束后，为了避免被穆罕默德追讨责任，他也义无反顾地坚持让穆拉德二世继续坐在苏丹之位上直到去世。
而穆罕默德甚至不敢在自己的大维齐尔面前表明不满，生怕对方表演一个“朕朕狗脚朕”的宫变惨剧。
一切矛盾还要追溯到1445年的夏天。
那一年，穆罕默德二世仅有十三岁，但在易卜拉欣和扎干诺斯的辅佐下，把帝国治理的还算井井有条，连因厌恶正视而隐居幕后的父亲也对他的能力颇为满意，文官和贵族集团也并不厌恶这位十分有主见的君主。
但一切表象上的和睦都在夏天结束的那一天一并结束了。
事情的起因是一次埃迪尔内大学举办的大辩论。
穆斯林有着悠久的尊重知识传统，上到阿拉伯民族的“大翻译运动”，为西方知识保留了火种，下到开明的萨拉丁大帝，主张多元与包容的伊斯兰文化主义，允许基督教传教士在领内活动，促进东西方思想交流。
开明的文化传统促进了知识分子的积极参政，埃迪尔内大学时常举办的大辩论便是这一现象的最好体现。
当时，年幼的穆罕默德像往常一样进入大学，坐在旁听席上聆听学子们的辩论。
在大辩论中获得君主青睐往往是鲤鱼跃龙门的捷径，因而极力在辩论会上表现自己的才干与政治主张。这一政治表演习俗延续自古希腊城邦时代，政治家必须用生动而有力的语言获得人民大众的认可，杰出的政治家必须是优秀的演讲家，周边国家大多继承了这一传统——除了盛行中央专制主义的波斯人。
当日的辩论主题围绕伊斯兰传统的“蒂玛尔制度”进行，而这也是灾难的根源。
大辩论以“传统蒂玛尔制度具有制度优越性”的碾压式胜利结束，哪怕在素以开明着称的大学中，传统派依旧有着牢不可摧的拥趸。
但穆罕默德却被反方的华丽言辞所折服，尤其在“将世袭土地的蒂玛尔改为君主委任的包税官”这一革新建议中，年幼的苏丹看到了巩固权力的机会，令他难以拒绝。
年幼无知意味着无惧传统，以及不识时务。
当穆罕默德二世看见坎达利·哈利勒大维齐尔率领一众帝国蒂玛尔与文官胁迫他退位时，他准会想起那个旁听大辩论的下午。
今年三月底，他刚刚过完自己的20岁生日，一个二十岁的苏丹不能继续沦为国内大贵族与大维齐尔的傀儡，他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资源来打压政敌的嚣张气焰，即使那包括不光彩的手段。
少许不听话的海军部队，“无意间”被威尼斯舰队发现，很合理吧？毕竟他这位苏丹都战败过。
几名不识时务的军方将领，“不小心”落入敌军的圈套，力战而死，很寻常吧？毕竟他这位苏丹都上过狡猾的基督徒的当。
以上两种情况都发生了，那么即便有几个漏网之鱼的敌国间谍潜入埃迪尔内，“恰巧”遇上出宫巡视的大维齐尔或者某位文官，“恰巧”肩负着刺杀帝国高官的任务。
有谁会提出质疑吗？
不会。
死人是不会有质疑的，质疑的只会是十字军派来的奸细，唯处死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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