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特利闻言耍滑头道：“当然，格拉斯哥、爱丁堡还有伦敦大学都是第一流的大学。在1815年《根特条约》签订以前，英国也确实是不少美国留学生的首选。但是，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去英国留学这件事在美国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光彩，再加上英国又开始不断限制美国留学生的数量，所以事情就变得越来越遗憾了。
至于，不能去英国，为什么不去法国，而是来到德意志读书。我猜这可能和斯塔尔夫人出版的那本《德意志》有关，那本书虽然是法语书，但是第二年就在纽约出版了英译本。这本书在美国十分畅销，许多人从那本书里了解到了德意志的风土人情、宗教哲学、艺术教育等等各方面。
我们波士顿哥廷根校友会的大部分学长们都是受了斯塔尔夫人的影响才选择来哥廷根求学的。至于像是我们这些新一代的学生，则是受到了库森先生那本《德意志，尤其是普鲁士公共教育报告》的影响。这本书是1832年出版的，我在没看到这本书以前，一度想去法国留学，但是当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我有必要来德意志试试。”
说到这里，莫特利还不忘夸赞哥廷根提供的学生服务：“事实上，我到这里的第一天就知道我没来错地方。根据政府的规定，无论是整座城市还是哥廷根大学都做出了各种调整来适应留学生的需求。我们一到哥廷根，多斯纳先生就立刻了解了我的情况和需求，处处都有清晰的流程。从当地市民会确认我是否已办理好住宿、教授会帮助我选择合适的教师、学校员工确保我的其他生活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因此，我到达哥廷根一两天之后，就对这里没有任何陌生感了。”
俾斯麦听到莫特利的话，只是站在亚瑟的身后冲着这位老朋友撇了撇嘴。
因为他记得莫特利私下里可不是这么说的。哥廷根大学的学生服务往好了说，叫做事无巨细。往难听了说，其实就是婆婆妈妈、程序繁琐。
如果哥廷根大学想要消灭自由主义运动，其实很简单。只要学术委员会下发一份通知：要求学生每次举行示威集会和暴动游行必须提前六个月打申请就行了。
因为按照哥廷根的办事效率，六个月的流程通常得几年的时间才能走完，而等到那个时候，学生们估计早就毕业去上班了。
不过，虽然两人都会抱怨学校低下的行政效率，但是莫特利的学习态度显然比俾斯麦这样的德意志学生认真多了。
莫特利每天的作息十分规律，除了偶尔和俾斯麦小聚以外，他的日程表基本没有太大变化。
每天5点准时起床，之后坐下来学习拉丁语，每周有3天学习到7点半，3天到8点半。
周一、周二和周五的8点，雷打不动的去上威廉·格林教授的德语课。虽然俾斯麦曾经鼓动过莫特利翘课，但是他却从没答应过。
如果用莫特利的话来说，他不翘课是因为格林教授是那种鲜有的令他佩服的教授，他的渊博知识令莫特利极为钦佩，格林不仅对文学史了如指掌，而且熟悉古代和现代作品背后的几乎所有典故和民俗，在他的课上莫特利的感觉比下馆子喝酒还要好。
而到了9点，莫特利又会去听艾克恩教授的神学课，听他讲福音书的前三章。尽管莫特利并不赞同他对福音书起源及形成的观点，对他的推理也不太满意，但这门课对莫特利的吸引力依然比陪俾斯麦击剑斗殴要大。
上午课程结束后，步行15分钟回家吃饭，休息到下午1点半，莫特利便又开始读布鲁门巴赫教授的讲义，3点和室友施莱登一同去上他的自然哲学史。
虽然大伙儿都不太敢让年过八旬的布鲁门巴赫教授上手术台，但是这位有着50多年教龄的老教授依旧是值得信赖的哥廷根一流教学能手，他的上课风格幽默诙谐，声情并茂，因此很少有学生会逃他的课。
而到了下午5点，便是莫特利的自由活动时间了。根据当天的邀约，他可能会去酒馆喝酒，也有可能去拜访开设希腊语的舒尔策和戴森两位教授。
莫特利与俾斯麦这个头号问题学生不同，他就算不是最受教授们喜爱的那一类学生，最起码偶尔也能受到教授们的邀请去他们家中做客并向他们请教学问。
而他的室友施莱登也属于同一类型的好学生，正在手术室内动刀的布鲁门巴赫就曾经邀请这两位学生与其他得意弟子一起去他的家中免费补习生物学知识。
虽然这种跨学科的补习听起来挺无厘头的，但是在哥廷根乃至于整个德意志大学圈子里，其实都属于普遍现象。以至于有不少学生入学时学的是神学、哲学，但是中途却因为对其他学科萌发兴趣，最后毕业时拿到的却是医学、数学等其他学科的学位。
譬如海涅这个哲学博士当年为了研究哥廷根妇女的脚，就曾经交钱选了一门医学院的选修课，并在图书馆里恶补过好几个月的解剖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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