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区把控越国政局之后，立即将自己包装成了一个关键时期平定国乱的英雄，将整场政变的来龙去脉描述为一场王室内讧。
所以越国的故事就变成了：
王子豫谋杀三位王子，嫁祸太子，成功离间越王父子关系；
太子诸咎被怀疑，铤而走险，弑君，干掉了越王翳；
王子豫又以为王兄报仇的名义杀死太子诸咎；
王子豫大军为祸吴城，最后大夫寺区挺身而出，平定叛乱，救了越国。
寺区以靖乱英雄的身份掌控了朝局，同时大量任用吴人，趁机实现了吴人势力对整个国家的掌控。
但以寺区为首的吴国势力，其真正目的并不是复国，而只是在越国框架下，争取吴国势力的掌控权与发言权。
因为复国、复辟这件事，必须有名正言顺的主体，那就是王室、公室的血统，这在春秋战国时期非常重要。
在越国范围内，吴方势力被压制了一百年，王室成员更是早就烟消云散，是故复辟这条路寺区根本走不通。
那么剩下的路就是“三家分晋”路线和“田氏代齐”路线，这两条路线都有一个基础，那就是需要时间积淀，三家和田氏，都是经过数百年的积淀，先成为权臣，才敢以仆代主。
而寺区显然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所以寺区并没有树立这么远大的目标，他将目标定为：代表吴人利益，掌握国家的施政权。
这样一来，势必不会打破越国的固有政治框架，再扶植一个新越王上位，方能做到名正言顺。
寺区组织了平定叛乱之后的第一次朝议，将国家无主，新君待立的问题抛了出来，他要冷静听取各方势力的意见，才能做出决断。
此时，吴人占据上风，越人暂时低头。但吴越两方大臣，在继续维持越国的统治的思路上一致的。
吴人只想掌权，对复辟没有太大的冲动；越人虽然失势，但其底线是国家仍然姓越，必须从越王家族中选取继承人。
目前的越王家族，翳死，豫死，诸咎死，三位王子死，两位王子失踪。
这样，一向待人以宽，素有贤名的王孙搜就成了各方势力都可以接受的人选。
寺区对这个结果还是满意的，王孙搜此人，在民间素有威望，但其本人并 不贪恋权势，甚至还有点清心寡欲。扶植这样的人做君主，权臣最乐意干了。
何况寺区还有一个优势，之前带领舟师出海寻找王孙搜的人，是他的弟弟寺思。
寺区立即摆出一副从善如流的样子，立即派人出海前往箕子朝鲜，迎立王孙搜。
寺区的弟弟寺思，带领船队进入箕子朝鲜后，一直很少参与对辰国的作战，他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护卫王孙搜身上。
寺思出海之前，越国国内已经波谲云诡，寺思敏锐地认识到，目前一副人畜无害的王孙搜，未来不可限量，将王孙搜保护好，或者说控制好，奇货可居。
所以寺思并不急于劝王孙搜回国，而是静观国内局势，寻找合适的返回时机。
王孙搜与箕子朝鲜的国王箕勿，可以说是一见如故，相逢恨晚，二人对长生不老之术的追求，相当一致，互为道友。
国君的心思不在治国理政上，而在求仙问道上，再加上汉国在整个朝鲜四方势力中的超然地位，箕子朝鲜对国家的管控力其实已经名存实亡。
至于真番和临屯，虽然还保留着盟友的虚名，但以其实力，实在是不堪一击。因此上，文有申不害，武有王廖的汉城郡，已经是半岛上的实际控制人。
俱酒对汉城郡的施政之策进行了一些方针性的指导，同时又与汉国大本营有所区别，这是两方不同定位而决定的。
对于巴蜀，俱酒是按照根据地思维来建设的；而对朝鲜半岛，则是按照跳板思维来建设的。
因而对于巴蜀方面，在唐社、墨家、黄金等因素的加持下，几乎是集中所有的优势来建设，政权方面的付出要比索取更多一些。
而对于朝鲜半岛，没有额外的因素赋能，只能依靠原生发展。同时为了将来向中原进发，所有产业都是围绕着备战来的，因而索取要比付出多一些。
申不害身上流淌着法家的基因，他出手就是一部《汉郡律》，用立法的形式，将整个朝鲜半岛的政治体制、治理方式固定下来，成为维护半岛统治的基石。
在经济方面，申不害则继续坚持农桑并重原则，建议按照汉国的土地原则和水利手段，扩大耕种面积，提升农业产量。
在教育与医疗方面，申不害则并不积极，甚至有些倾向愚民政策，以便更好地实施统治。
申不害的局限就是对手工业与商业不够重视，有些重农轻商的情结。因为他认为，手工业与商业相对挣钱更快，如果吸引大量的人去从事手工业与商业，则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就会大大地减少。
而农业生产的减少，则是动摇统治基础的大事。
申不害作为一名战国人士，有这种思维定势是可以理解的。但穿越者既然在此，就必然要做出一些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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