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元年三月，京师。
经过一个月的准备，刘君韬将自己对大明官制的整改系统的整理出来，编写成了一个奏折，上奏给了成化帝。
在这份奏折中，刘君韬提议对大明官吏制度进行全面的整改：
具体建议削减御史十三台衙门的权柄，规定大明御史言官只有监督权，可以搜集百官违反大明律的证据，也可以继续风闻言事，但无权弹劾百官。御史言官只能将搜集到的证据递交北镇抚司进行稽查，查实之后由三法司会审定罪。
北镇抚司也成为大明最高级别的审判机构，专门对大明百官进行审讯、缉拿、关押。
而且，刘君韬为了防止御史言官诬告，继续像以前那样利用监察权威胁百官，还特意规定：如果证实是诬告，那提出检举的御史言官将受到处罚，以其检举的罪名进行定罪！
同时，刘君韬还提议在各地州县衙门专门增加律法官，负责审理各类案件，朝廷也要设立对应的律法大员，充实到北镇抚司之中，负责对民事案件进行汇总、审理和监管。
如此，刘君韬便将大明基层的司法权从地方官手中剥离出来，形成了单独的一套体系，大大削减了文官手中的权柄。
要知道，以往民间所说的父母官，便是集中了司法权、税收权、治理权等几方面大权的官吏，权力很大！
这还只是其一，刘君韬在奏议之中还提出，要在各地州县设立税务官，分地方税务官和京畿税务官，也就是是后世的国税、地税之别！
刘君韬借鉴了后世国税、地税的经验，提出将大明的人头税作为地税，所收的税赋作为地方上的用度，不再上交朝廷，直接在地方周转，不过要严格核查账目，以防止地方官中饱私囊。
而占据赋税大头的农业税，以及这些年在山东、山西新兴的商税、关税，则是作为国税，全部上交国库！
虽然在别的省份，还都没有商税一说，就连关税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根本不能和农业税相提并论，但是在山东和山西这种局面已经完全改变了！
山东和山西因为商部的大展，两省的商贾、士绅、豪商全都大兴产业，各种工坊、店铺、商队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兴盛起来，两省的百姓更是受益颇多。
这就导致山东、山西的商税、关税大增，根据刘君韬获得的数据，山东的商税已经是农业税的三倍之多，关税也是将近两倍的数额！
山西虽然稍微差一点，但是商税也是农业税的两倍有余，关税已经和农业税旗鼓相当了！
如果将来大明各省都商贸大兴，全部采用山东的模式，刘君韬可以预计，即便是将人头税去掉充实地方，大明国库的年收入也将至少翻两翻，而且还会随着商业的兴盛逐步增长！
所以，刘君韬在详细规划了大明新的税制之后，又将扶持商业、大兴商贸的条款列举出来，建议在朝中户部之下设立商贸司，专门负责将山东的商贸经验推广到全国去。
这还只是一部分，刘君韬还提出要对大明各地的官吏进行培训，将山东、山西的学校模式推广到全国去，所有经过科举脱颖而出的学子，都必须在学校中学习两年、并且顺利毕业才能做官。
刘君韬认为，大明的官吏应该是事务官，是干实事的，而不是只会空谈道德的道德家！
这些学子通过科举是在修身养性、培养为国为民的精神和道德，而通过学校学业，则是在学习如何治理地方、如何勤政为民！
而且学校之中没有参加过科举的学生，也可以参加国家的统一考试，按照考试成绩放资质~证书，虽然不能当地方官，但可以按照能力不同分配到大明各地充任吏员，以便逐步替换已经开始变质的基层吏员，净化大明的基层官员队伍。
这就增加了书生为官的难度，同时也拓宽了那些无法通过科举，但也有一腔报过意愿之人的道路。
可以说，刘君韬的这份奏议从根本上已经动摇了文官的基础，让大明的文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一旦刘君韬的这份奏议获准施行，大明文官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到时候，文官手中的权柄会大幅度削弱，弹劾权、司法权、税务权全部丧失，就连晋升通道也会受到挤压，科举已经不是唯一进入朝堂的道路！
对于占据天下九成之多的农人，刘君韬也有所规定，那就是天下土地收归国有，一切土地不论是士绅、官吏、豪强的，都要收归国家！
当然，朝廷会按照农田的生熟定价，花银子购买，然后再统一分配给农人，按照每户人口的多少，进行分配；农人只有使用权，也就是俗称的“田皮”，所有权也就是“田骨”依旧是朝廷的。
每年农人需要向朝廷缴纳每亩一百斤粮食（明代每亩的产量平均为五百斤左右），当然不同的粮食和肥力不同的土地，缴纳的粮食数量也有所不同，朝廷会出具详细的目录颁布天下。
农人在向朝廷缴纳完粮食之后，便不需要再缴纳任何杂税，只需要支付人头税便可，剩下的产量无论多少，全都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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