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六年，五月。
山东布政使谷义、山东巡抚李成明、山东按察使祝桥佐三人联名上了一封奏折，内容便是山东镇总兵官刘君韬在山东各地打压文人士子，以至于山东各地武盛文弱，各地士子度日艰难。
但是同时，三人也在奏折中写到“山东士子原本狂傲，也因此而屡受苛责。”
这就是将发生冲突的责任四六分了，并没有全都怪罪在刘君韬的身上，也算是山东布政使谷义、山东巡抚李成明、山东按察使祝桥佐三人给自己留了一个后路。
这份奏折送到了朝中之后，济南府城被百姓殴打的十几个士子也上了一封联名呈文，被送到了应天府衙门。
紧接着，这份呈文也被送到了景泰帝的面前。
景泰帝看完了这两份奏折和呈文，便召集了兵部尚书于谦和内阁首辅陈循，想要商议一下刘君韬在山东的所作所为是否适当。
于谦和陈循来到御书房之后，先后看了一下山东布政使谷义、山东巡抚李成明、山东按察使祝桥佐三人的联名奏折，以及那十几个士子的呈文，而后二人也是各执一词。
兵部尚书于谦自然是主张支持刘君韬，认为大明武人理应如此，如果连大明武人都毫无血『性』，不崇尚武力的话，那大明还有何依仗？
内阁首辅陈循则是认为大明武人自然是要尚武，但是不应该连带着让民间也如此尚武。
陈循认为，如果民间也如此尚武，势必会造成地方上的动『荡』，到时候地方上满是横行武夫，天下岂能长治久安？
陈循的意见也代表着朝中的文臣势力，这些文臣巴不得民间文弱不堪，这样社会极度稳定，各地官吏便可以无为而治了。
不过这种见解直接被于谦否决了。
“陛下，陈阁老的论断，臣不敢苟同！”
说着，于谦便拿出了一份奏折，这是刘君韬委托于谦转呈给景泰帝的。
“陛下，刘总兵并不只是单纯的宣扬武力，而是主张崇文尚武，这份奏折中，已经说得很明白，请陛下决断！”
景泰帝并没有明确支持于谦、陈循之中的任何一方，而是打开奏折看了起来。
刘君韬在这封奏折中详细的讨论了文武之道，认为国家一旦重文抑武，则注定国灭，当年宋室便是如此；而国家重武轻文，则注定国『乱』，五代十国的混『乱』历史便是佐证！
所以，刘君韬认为大明唯有崇文尚武才能重现汉唐盛世、再现大明盛举。
在这份奏折中，刘君韬认为国朝如今逐渐开始重文，虽然还没有到重文抑武的程度，但这已经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河。
并且，自从土木堡之败后，刘君韬认为朝中大臣，乃至大明上下已经开始丧失立国之初的虎狼之『性』！
刘君韬还在奏折中举例当年汉、唐等汉家王朝之所以能够将匈奴、突厥、契丹等强大胡族击败、甚至是灭族，不单单是因为国力强大、军力强盛；在国朝之初甚至就是几年以前，朝廷的军力都还是十分可观的，国力也曾异常雄厚，可到了如今为何会惨遭土木堡之败？
就是因为现在国朝上上下下已经丧失了虎狼之『性』，这并不是说明军将士不勇敢、没有血战鞑掳的勇气，而是现在国朝文气大盛，而武人开始受到压制，以文制武的危险形势开始显现出来，这会让大明丧失汉唐那种崇文尚武的血勇之气！
“长此以往，我大明儿郎会在诗书的教化下，变成温顺的羔羊，而没有了武力作为保证，周边的鞑虏必将频频入侵，到时候大明将会永无宁日！”
刘君韬在奏折中，以汉唐类比大明，言道汉唐两朝之所以强大，关键不在于国力，也不在于财富，而是在于当时汉家子民那种崇文尚武的蛮霸精神！
那时候，汉家男儿一手礼仪诗书诵读传家，一手陌刀铁马征战天下，先贤们不但能够『吟』诗作对、出口成章以流传千古，更能够跃马提枪、横行大漠以扞卫华夏！这才是汉唐强大的真正原因！
遥想当年，汉武大帝要北伐大漠反击匈奴，下诏天下想要加入汉军出征的良家子弟自备战马、兵器汇集长安。
诏令一下，只见南到岭南之地、北至幽并之州，西至西凉三辅之地，东至山东渤海之滨，通往长安的驰道之上全都是自备战马、扛着大刀长矛，自发赶往长安参加北伐的汉家儿郎！
史书就曾记载汉武诏令所至，其地皆余『妇』孺、老幼之人，而男子具至长安听宣！就连各地死牢之中的囚犯得知此事之后，都叫嚣着要前往长安北上杀胡，以死于刑场为耻，以战死疆场为荣！彼时汉民之『性』烈可见一斑！这也是国恒以弱灭，独汉以强亡的由来！
“这才是我汉家应有的模样，大丈夫岂能整日玩弄文字而做女儿姿态！”
此时的大明虽然武人地位开始下降，并且始作俑者之一就是景泰帝，但是尚武的精神已经残留不少。
当景泰帝看到奏折中这句“怒吼”之后，也不禁为之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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