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伐辽东，铩羽而归。
李世民需要正式开始思考和布局，后贞观时代的国家大事。
他再一次体悟贞观之风，进谏纳谏的繁华似锦，辉煌灿烂的大唐盛世，他也开始拨乱反正。
否定自己，再超越自己。
李世民下了一道诏令，让魏征的妻子和儿子，从长安动身，觐见自己。
已经有很久，他没有这种发自内心的渴望了，这种永不满足，求贤求知若渴的状态，已很久不曾出现过了。
征辽之后，李世民和魏征和解。
或者，魏征并非鸥鹭忘机，而是心怀机心，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用其长，容其短，不正是自己这一路走来，标榜的执政风格吗？
李世民除了亲自在回归的路上召见魏征的妻子，以示对贞观一朝风采的怀念外，他还下令，让人重新将魏征墓前，那块自己下令推倒的墓碑，再一次树立起来。
那是李世民亲自书写，亲自制作的碑文。
那曾经代表了一个时代，也代表了一种永远不应该逝去的风格。
即使已逝，即使只剩追忆，即使不能再复现，那也要成为一种标杆，永远屹立在魏征的墓前，也矗立在历史的书页之上。
事实上，李世民后期之风，和贞观之初，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
除了对于进谏越来越难以心平气和地容忍和接受外，李世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往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方向，一路狂奔。
贞观十八年，李世民一朝的风气，在魏征已逝之后，已和贞观之初大不相同。
李世民曾经召集大臣们，虚心地向他们说：“夫人臣对帝王，多顺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发问，欲闻己过，卿等须言朕愆失。”
但李世民得到了一个或者可以称为喜，同时又可以称为忧的回答。
长孙无忌，李世绩等大臣都异口同声地说：“陛下圣化致太平，臣等不见其失。”
人谁无过，人谁无失、
但到这个时候，李世民最亲近的人，已经没有人愿意和他说说心里话，或者是犯颜直谏，忤逆龙鳞了。
大臣们，已不是昔日的大臣，而李世民，或者也不再是贞观之初的李世民了。
天子皇帝，苍天以下，唯此一人，久在其位，大概心理上都会发生一些或多或少不近人情之处，或是早已飘浮在空中，自认神圣了。
但刘洎站了出来。
或者，当时的大臣，也只有他愿意说几句可能惹火李世民的话了，但刘洎似乎也远比当年的魏征，他讲话更有艺术性和委婉度。
他说的话，可能惹火李世民，但却绝对不会惹怒李世民。
刘洎振振有辞地说：“陛下化高万古，诚如无忌等言。然顷上书人不称旨者，或面加穷诘，无不惭退，恐非奖进言者之路也。”
李世民心中大动，发自内心地说：卿言是也，当为卿改之。”
可见，到此之时，李世民已由“导人以谏”，至“悦人以谏”，再到“难于纳谏”，最后已到“抗拒进谏”的转变了。
对于进谏的四段式，李世民一朝的大臣，和他一路走来，心中通透，完全能掌握李世民的心意。
因而，到贞观十八年，李世民就基本上很难听到真心话，了解到最真实的情况了。
李世民已经逐渐脱离实际，也可能不再实事求是了。
而一旦脱离了根基，就只能进化为纯粹的政客，很难说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
李世民死于贞观二十三年，这或者是国家的幸运，也是李世民个人的幸运，如果他再活二十年，说不定，历史之上，会出现一个截然不同的李世民。
天有阴阳，人也有两面，谁能例外？
但存在即是合理。
圣人无情，皇帝更无情，治理国家，或者根本就不需要小儿女的真情实感，而是需要站在一种更高的层次，更多的角度，去平衡支协调这世界各种关系。
但皇帝的个人为政风格，始终还是要和大臣们协调，国家才可以稳步发展。
李世民在某个时间段，展示出一种完全不同的作风。
他久居帝位，本人又文武全才，慢慢地就养成了一种习惯。
喜欢引古论今，和群臣强辩事非。
刘洎献上了一篇宏文，洋洋洒洒反对了李世民这种，多才多艺反被所累的坏处。
“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犹恐群下未敢扬对；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词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议，欲令凡庶何阶应答！”
明确指出了李世民之失。
李世民虚心纳谏，“今闻谠言，虚怀以改。”
或者，刘洎让李世民想起了魏征，他想给李治留下这个遗产，或者，刘洎也可以成为李治一朝，一柄刚正不阿的正义之剑。
刘洎或者是，但有人不想让这把剑存在，刚而易折，白而易染。
李治这个皇太子，是长孙无忌着力推举，他绝不容许自己的自留地里，出现一个不和谐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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