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罪人者，生于贩肆，终朝惰业，犯禁违公，必能扰于边城，无益于行阵。所遣之内，复有逃亡，官司捕捉，为国生事。”
然后，他进一步分析析了在高昌设郡县，必然影响河西的防务和实力。
“此河西者，方为腹心，彼高昌者，他人手足，岂得靡费中化，以事无用。”
魏征也持有相同的观点。
“终不得高昌撮谷尺布以助中国，所谓散有用而事无用，未见其可。”
但李世民高瞻远瞩，目光穿越千年。
他要下一盘大棋。
西域之地，本就中原王朝所有，那里有汉晋的余风，当大唐盛世，开疆拓土，正当其时，伊州已存，高昌就必然是第二个相邻的点。
一个好汉三个帮，要想在西域立足，至少还要找到第三个点。
不积硅步，无以致千里，虽有千难万难，即使再远的路，他也依然要坚定地走下去。
李世民不为所动，坚持坚决坚定地在高昌按内地制度，设置郡县，驻军，让高昌继伊州后，成为唐朝在碛西的第二个州。
贞观十四年，唐朝在西域的第二州成立。
它有一个闪亮的名字，叫西昌州（后改名为西州）。
将高昌原有的四郡，十三县，九城合并为五县。
现在伊州，西州二州已紧密相邻，李世民还缺第三个点。
那就是庭州，碛西三州，伊西庭，多少豪杰，多少故事，将在这上演。
但李世民并不着急，庭州那个点，他早就选择好位置，并且现在也属于唐朝，但还没到时候。
再等等，一万年太久，不争朝夕，他还有时间，大唐，也还有时间。
李世民在高昌故地，成立了西昌州，意味着本土极西的领地，并且，远承汉晋，李世民终于在西域设置了更高一级的机构。
这就是设置在交河城，大名鼎鼎的安西都护府，后面城治移到西州的首府，即原来高昌的王城。
安西都护府标志着唐朝在天山东部地区政治主权的确立，唐朝在西域的经营开始进入新的纪元。
但事情并非尽善尽美。
正如高昌的定位，在朝廷之中引起了激烈争论一样，对于此次征伐高昌的主将，也产生了很大的风波。
千里西进灭一国，拓土开疆几百里，这是一种开创性伟业，也是至高无上的功绩。
必然会受到朝廷的嘉奖和无上的荣耀。
主帅侯君集也这样想，但现实给他泼了一盆冰冷的水。
他被朝中大臣弹劾，竟然下狱问罪了。
他的罪名是“私取其珍宝，将士知之，争为盗窃。君集不能禁。”
事实清晰，证据明确。
侯君集在狱中抬头望天，黑沉沉一片，作为李世民的心腹爱将，玄武门之变的不二忠臣，侯君集心中，未免有些意兴索然。
功大于天的功臣，以这种名义下狱，可见在李世民朝中，已经暗流涌动，在经过了贞观之初上下一心，大干快上，一心体国的阶段之后，小的团体，开始形成，各人的私利，开始计算。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比不上，今朝美酒富贵足。
有人开始考虑后李世民时代，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和权势了。
但有人参，就一定有人保。
岑文本站了出来。
他写了一篇长文也是雄文，为侯君集开脱。
“恐海内又疑陛下唯录其过，似遗其功……前圣莫不收人之长，弃人之短。”
“（侯君集）虽非清贞之臣，犹是贪愚之将。……足使立功之士，因兹而皆劝。”
鸟尽弓藏，过河拆桥，本来就不是李世民一朝的风格，在对待侯君集事件上，李世民心中早已有定论，正如他坚持将高昌变为西州一样。
但李世民深通驭下之道，侯君集虽然有才，却也自视甚高，桀傲难驯。
侯君集自视为宰相之才，并且以秦府旧人，功大于天，又孜孜求进，李世民早就了然于胸。
他曾经当面苦口婆心告诫侯君集，说自己并非吝啬宰相之位，而是还没有轮到侯君集而已。
相对于李靖而言，在李世民心中，对侯君集从来都是真爱。
即使在才能上比不过李靖，但李世民对于侯君集的期望，却远超李靖。
但李世民此人，公私分明，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轻重把握得非常到位。
他可以宽容臣下，但涉及大逆反叛，就心如铁石，绝不宽贷。
对侯君集的指控，李世民心中有一杆秤，敲打的目的达到了，就不为己甚，李世民释放侯君集，赦其无罪。
这件事的余波，是对于远征高昌的将军薛万均的指控。
他被控告私通高昌贵妇，或者霸王硬上弓也未可知，李世民准备让他和那个妇女当面对质，以辩论谁是谁非。
魏征再一次进献忠言：“实（有其事）则所得者轻，虚则所失者重。”
然后，他例举了历史上曲意赦免这种男女之事，而得到大回报的事例，“昔秦穆饮盗马之士，楚庄赦绝缨之罪。”
魏征接着顺势拍了拍李世民的马屁，“而况陛下道高尧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
魏征的话说得非常漂亮，李世民虚心纳谏，薛万均也有惊无险地过关。
李世民在西域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唐朝的武功也接近于巅峰。
外患已平，内乱再起。
李世民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太闹心了。
他的几个不省心的儿子，让他愁绪难展，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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