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进之路，首当吐谷浑。
吐谷浑是中原王朝的老朋友，也是老对手了。
他们能长盛不衰，是因为出现了一个雄才大略，少为枭雄，老当益壮的核心领导，他叫伏允。
吐谷浑的的可汗，都是长寿选手。
伏允的父亲，夸吕在位就有五十多年。
伏允遗传了他父亲的基因，实在太能折腾，也太能熬了，他熬过了隋唐王朝四任皇帝，自杨坚至李世民四朝之间，他一直活得坚挺，虽败不倒，虽倒不死。
伏允也是个传奇。
隋朝大业六年，杨广的军队攻占了首都伏俟城，吐谷浑第一次灭国。
杨广将吐谷浑故地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全都变成了隋朝的直属领地。
这就是吐谷浑四郡的由来，原吐谷浑之地基本被划归于西海和河源，鄯善和且末，四郡，隋朝疆域远达西域。
这是杨广的高光时刻。
在吐谷浑灭国之时，他亲自西巡，在裴矩的策划之下，杨广在张掖接见了西域二十七国使者，宣告了大隋盛世的到来。
但盛极而衰，物极必反，在杨广倒行逆施，一意孤行之下，隋朝很快烽火处处，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分崩离析再无可救药。
伏允抓住了机会，他重新回到青海，依靠吐谷浑几百年的传统力量和信仰，星火燎原，他们又重新强盛起来。
当然，这种复兴，和其鼎盛之际，可以和大国直接对抗和叫板，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隋灭唐兴，吐谷浑也调整了对中原王朝的政策。
李渊当时忙于平定各地群雄，对于边陲的吐谷浑更多的是实行外交的笼络和结盟。
李渊有这个本钱，他的手中还有一张牌。
他手上有个人质，那是伏允的长子慕容顺。
作为羁縻政策的核心部分，慕容顺在隋朝时，就作为人质，一直留在长安。
羁縻制的一个制约之处，也是优点是，外族豪酋在长安的人质，在法理上是天然的继承人，一旦吐谷浑有变，隋朝就可以抛出这颗炸弹。
杨广曾经使用过一次。
在他征服和攻灭吐谷浑后，他曾经扶植慕容顺为吐谷浑王，并且给他指派了投降的吐谷浑大臣尼洛周为辅相。
杨广希望这种新旧配，内外配的组合，能顺利接管吐谷浑故地，为了让慕容顺立住脚跟，杨广派兵护送慕容顺入吐谷浑。
但杨广的计划归于失败。
慕容顺因为久为人质，成长于长安，部族的痕迹太浅，不被吐谷浑的传统力量所接受，即使在吐谷浑根基深厚的尼洛周，也被部下所杀。
慕容顺无功无奈之下，只得东返长安。
吐谷浑依然还是伏允的天下，他生长于脚下这片土地，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统治力。
他虽然败退，但等待隋朝的力量退走，统治薄弱之际，他施展了一贯的策略，敌退我进，敌进我退，伏允每一次都可以卷土重来。
显然，伏允一族，在吐谷浑深得人心，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地盘。
于是，李渊建唐之后，采取远交近攻的政策，联合伏允的吐谷浑，即使是名义上的笼络，也结交了这个临时的朋友，先平定了关中以西的心腹之患薛举和李轨。
当时，李唐最重要的任务是重新统一天下，对于西陲的吐谷浑，即使有心，也无力经营。
双方进入一种共同发展，但又小打小闹不断的状况。
吐谷浑自武德二年（李渊年号）开始向李唐朝贡，一直延续到李世民的贞观六年，这种朝贡的性质，主要是双边贸易，就达到十四次之多。
这种贸易，双方各取所需。
其中最为成功，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吐谷浑边境，承风岭的互市。
在隋末战乱之后，中原地区，急缺耕牛，而吐谷浑想得到财富和绢帛，双方取长补短，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在这次交易之中，李唐取得了实际的效果，“先是，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
但打打和和，是两国之间的常态，何况当时李唐根本没有精力西顾。
伏允老于政道，熟谙人心，他趁着李渊没有余时，不断地打打秋风，骚扰抢掠大唐的边境。
从武德三年（620年），到贞观八年（634年），吐谷浑屡次侵边，光是见于史册的，就达到二十四次之多。
即使是小战，也会出现很多的传奇和故事。
初唐这段岁月，一直被后世赋与无比浪漫和唯美英雄主义的色彩。
盛唐着名的边塞诗人王昌龄，就写过一组《从军行》，其中第二首，就是讲述的这段时间的战争。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大概率来说，这是艺术型夸张的写法。
人物虽有，事实却并不全对，但也足以看出当时李唐对吐谷浑的战略优势。
事实上，在唐初绝大部分时间内，对于这个贪婪的邻居，唐朝采取了守势，但到贞观八年，情况起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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