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确实是天国上朝。
他们展示了足够的自信和智略，因时而动，因地制宜，不囿于传统，以蓬勃的生机，制定国家大策。
既要扶植突厥的重生，又需要防止其再次成为中原王朝心腹之患，更需要高瞻远瞩，以突厥应对来自大草原新霸主薛延陀的威胁。
这是一个复杂的庞大的政策系统，最终目的也达到了政策设计之初的期望。
唐朝包罗万象，气象万千，终归还是得人得势得天时。
李世民以温彦博的框架为主，综合杂采各位大臣的提议。
这个系列的政策包含有：不设大可汗，分部落治之；设汉制都督府，以突厥首领为汉之都督、长史等官。
最重要的一点是，李世民采取了大规模的“人质法”。
他将大批突厥贵族征入长安。
表面上是授与他们官爵俸禄，让他们过上悠游舒心的生活，但本质上也是一种拘于长安的人质，只是李世民将长安城当成了他们的囚牢而已。
但这同样引发了一个问题。
颉利入长安，是唐朝的一件盛事，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奇事美事。
中原王朝再一次在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对抗中，取得完全的胜利。
但隋朝的强盛，盛极而衰，一样前车之覆，殷鉴不远。
吸取成败的教训，那当然非常重要，但该庆祝，还是要庆祝，该炫耀，也还是可以炫耀。
为了夸示唐朝的强大，李世民在颉利面前，罗列了中原王朝历代相传相承之物，以示自己受命于天，其寿永昌。
其中有些珍宝，是来自于颉利的收藏，但物是人非，颉利心中闷，但也只能强作欢颜。
李世民意气风发，以王者的姿态，当着颉利的面，数落他的五宗罪。
汝承父兄（启民、始毕可汗）之业，纵淫虐以取亡，罪一也。
数与我盟而北之，二也。
恃强好战，暴骨如莽，三也。
蹂我稼穑，掠我子女，四也。
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迁延不来，五也。”
胜利者总是正确的。
然后，李世民展现出自己的大度，安抚颉利说：“然自便桥（渭桥之盟）以来，不复大入为寇，以是得不死耳。”
颉利心中百感交集，几年之前，自己率领十万兵马，在长安城下耀武扬威，是何等风光，今日却成阶下之囚，世事无常，莫过于此。
覆国亡家，今生再也无望。
颉利悲从中来，热泪再也忍不住，滚滚而下，他无法再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向李世民行礼之后，仓皇而出。
他的时代完结了。
李世民的时代才刚开始，但他面临无数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
安置突厥的“人质”计划，实施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美好。
学堂天朝大国，安置一个这种高级别的“人质”，都是一种负担，何况是一群。
突厥庞大的族群和种落尊长们封官拜爵，分田赐物，成了绝对沉重的负担。
唐朝虽然成立了十几年，但从建国那一刻起，就没有一刻停止过征战，内战停了，外战开始，北方消停，南方又起。
打仗打的是社会资源的消耗，是金钱。
这么多年的征战，再强盛的国家，也会被拖垮，况且，李唐还要给突厥朝贡，这种损耗，其实已经掏空了唐朝的家底。
但消灭东突厥，是国之大事，该赏赐的钱，不可能少，该封的官，也一定要封。
这出现了一个奇观。
在上朝时，李世民的朝堂之上，左右二分之后，一半是汉人之官，另一边，已全部是突厥之臣。
突厥人在朝廷五品以上的大官，虽然不一定掌握实际权力，但人数达到骇人听闻的上百人，而他们的家属和宗室在长安定居的人，达到一万多家。
生擒颉利，消灭东突厥，当然是震古烁今的功绩，但要白养这一批人，也需要一笔庞大的支出，是沉重的负担。
对于突厥的管理，除了分封部落之长，建立都督府，入长安为人质以外，还需要精选突厥都督府的管理者，李世民因时因势，大体上以突厥素有威望，又忠心于唐朝的原部落首领担任。
比如，李世民拜把子的兄弟突利，就被委任为顺州都督。
李世民推心置腹地对突利说：“我所以不立尔为可汗者，惩启民（可汗）前事故也。今命尔为都督，尔宜善守国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国久安，亦使尔宗族永全也。”
当此之时，东突厥一族，已尽入唐朝体系，李世民已成为他们真正意义上的皇帝天可汗。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李渊当时虽然已经闲居，尊号太上皇，但他听到颉利可汗被擒的消息时，心中百感交集。
他想起当年自己太原起义时，对突厥的俯首称臣，想起自己在李唐草创的那些年里，对突厥的忍辱负重。
他也想起了当年自己想迁都时，李世民说几年之内，必系颉利之颈的豪言壮语，凡此种种，如走马灯似地涌过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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