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分隔，夷夏有防。
第二种方案，顺理成章地提出来了。
这个方案的核心是：胡本是胡，汉本是汉。
这种观点具有现实意义，但更趋向于消极应对。
在唐朝的政治中，已形成一种共识，正如当年郑元寿说服颉可汗利退兵时，说过一句经典的话，“汉与突厥，风俗各异。汉得突厥，既不得臣，突厥得汉，复何所用？”
可见完全的胡汉混杂，胡汉一家亲，事实上很难做到。
窦静，当朝大族窦氏的代表，就坚定持有这个观点。
窦氏一族，累世为北周隋唐的外戚，无数子弟和公主成婚，而最重要的是，无数代的窦氏优秀女性，都和皇帝以及皇室联姻，可以说是当世屈指可数的世家大族。
他们也是关陇集团最核心的成员之一。
窦静的份量，当然更代表了李唐上层社会的观点。
他更进一步表明说：“（突厥）同夫禽兽，……不可以刑法绳，不可以仁义教。”
最后，他提出自己的意见，“得之无益于治，失之无损于化。”
窦静举张让他们继续处于黄河之北，任其自生自灭，但不再立大可汗，分部落而治。
这是一种强调夷夏之防，放任自流，但为了避免养寇为大，需要分化平衡的观点。
李世民也没有采纳这个意见。
这是一种省事省心省力的方案，并不是他不想，而是力有所不足，看上去很美而已。
因为漠北变天了，现在的主人叫薛延陀。
他们虽然在大草原上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还需要唐朝的认可和扶持，但他们已是当之无愧，货真价实的漠北霸主。
在大是大非的原则上，他们有足够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
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
他们不会同意突厥人重返大草原，即使有唐朝的支持，即使面对要和唐朝开战的风险，他们也在所不惜。
事实是，突厥人也没有能力再返回大草原。
但他们虽然被放弃，却是一颗真正有效有利的棋子，亡国之族，命运本来就不可能由自己作主。
这可以从后来的事实得到验证。
在突厥归唐之后的九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结社率叛乱。
结社率是突利的兄弟，在长安为质，突利确实是李世民的好兄弟，也是最好的盟友。
在李世民和东突厥颉利可汗决战前，突利就已经率部归唐，这对颉利可汗无异于釜底抽薪。
一切尘埃落定后，作为回报，突利成为首批四个突厥州中的顺州都督。
李世民为了照顾突利的情绪，特地给他解释了为什么突利居功至伟，但没有立他为突厥可汗的原因。
“昔尔祖启民亡失兵马，一身投隋，隋家竖立，遂至强盛。……无岁不侵扰中国……我所以不立尔为可汗，正为启民前事故也。改变前法，欲中国久安，尔宗族永固，是以授尔都督。”
突利也一心体国，忠诚奉上，演绎了一段君臣相得始终的佳话。
但都督位置传至突利儿子一代时，就发生了变化。
在长安为质的突利弟弟结社率，因为自己的职位久不得调，心生怨望，准备干一票大的。
当李世民按惯例前往九成宫避暑打猎时，结社率奉突利的儿子为主，纠合了四十几个全副武装的部族首领，竟然准备对李世民实施斩首行动。
事起仓猝，猝不及防之下，他们差一点成功。
他们行动迅速，甚至已杀掉了几十个李世民贴身的卫士，纷飞的箭雨，在李世民的面前呼呼作响。
几支羽箭，甚至已落到李世民脚下。
生死一瞬之间。
虽然叛乱最终失败，参与的结社率等都被追斩，但李世民或者念及突利的香火情，特赦突利的儿子死刑，流放岭外。
印象深刻而有些后怕的李世民改变了观念，也让唐朝对安置突厥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李世民发出了感慨，“中国，根干也；四夷，枝叶也；割根干以奉枝叶，木安得滋荣！朕不用魏征言，几致狼狈。”
结社率事件导致李世民遣返突厥，准备让他们迁回黄河之北。
但此一时彼一时也，突厥人回不去了。
他们还没有北渡碛口，更不要说进入大草原，就遭到了薛延陀的强力反对和阻击。
即使在唐朝的调停和警告下，他们依然正面硬刚突厥和唐朝联军，甚至不惜和唐朝正面开战。
薛延陀夷男可汗，甚至一次出动了二十万兵马，每个战士配备四匹马，南渡沙碛，驱赶突厥。
唐朝没有能力，或者说也不愿意再大规模开战。
结果早已注定，薛延陀逼迫突厥再次南返河套地区。
大草原上，薛延陀已经正式取代突厥成为主人了。
突厥人远望漠北，昔日荣光，已是雨打风吹去。
江山如此多娇，各领风骚几十年而已。
已许当日，李世民早已预见，突厥人不可能在漠北重新生存，而唐朝也不可仅仅为了安置突厥而和薛延陀正面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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