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起，一王没。
颉利可汗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他将这股怨气和恐惧，全部发泄到突利身上，他埋怨和责备突利的失败，再加上他治下的契丹等族，已经在陆续向李唐投降，请求归附。
新账老账一起算，颉利可汗在压力之下，出了一个昏招。
他将突利关押起来，竟然在长达十多天的时间内，都将他作为一个有罪的囚徒对待。
这次事件彻底伤害了突利和颉利可汗之间的感情，他们正式分道扬镳，迎接自己不同的宿命。
裂缝一旦产生，就无法破镜重圆。
自此之后，颉利作为突厥的大可汗，按照惯例，依然向突利征过兵，但突利再不肯为颉利可汗效力。
这种公然的挑衅和背叛，甚至引发了颉利可汗的讨伐，但这时的颉利，已是强弩之末，回光返照而已。
局势已经失控了。
整个突厥国内，颉利可汗已经众叛亲离，除了他自己的本部之外，再没有人愿意跟随他，听他的调遣。
颉利的周围，只剩下那些反反复复，只信奉金钱的胡商，当然，还有一种人，那就是以汉人赵德言为首的汉奸群体。
颉利可汗政治上的混乱和军事上的失败，这个汉人也贡献了他的一分力量。
他视颉利为明主，将中原官场之上的那一套，照搬到大草原上，一心辅佐颉利，想让颉利的突厥成为一个正规、有序和强大的王朝。
因而，在赵德言的怂恿下，颉利可汗颁布了很多政令，既想集中权力，成为唯一的至尊，但却又想捞取短期最大的利益。
但突厥地广人稀，对人口和部落的控制力薄弱，这些政令，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扰民的行为，反倒加速了颉利可汗的崩溃。
有强必有弱，强弱易形之间，大草原上呼唤新的主人。
但新主人要想主宰大草原，新旧二个王，必然要亲自碰头，新王必须踏着旧王的尸体，才能顺理成章地完成权力和权威的交接。
但似乎成了一种随风潜入夜，自然而然的过程。
在内外交困，众叛亲离之下，颉利可汗已成了纸老虎，外强中干，他似乎没做多少抵抗，就被薛延陀打败了。
颉利可汗连他自己的老巢，也无法守住。
漠北，他待不下去了。
为了苟延残喘，他只能率领部落南迁，碛南之地，李唐王朝之北，就是颉利可汗的新家。
薛延陀占据了辽阔的大草原，足以驰骋游猎，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立即要应对大草原上各种挑战。
颉利已失去东山再起的可能，但薛延陀却需挺立大草原。
薛延陀将颉利可汗留给了李世民。
新仇旧恨，失去战略纵深和生存资本的颉利可汗，在南北二个虎视眈眈的强大邻居的夹缝之中生存，已是倒计时的开始。
颉利可汗每天忧心忡忡，随时担心末日降临的一天。
这是一种比死还难受的煎熬。
李唐王朝早就注意到漠北发生的变化，但李世民一直在等，他在等一个万无一失，一击必中的时机。
那个时间，终于来到了。
为了等待这个时间，李唐已经等待了很久，也委屈求全了很久。
在突厥的绝对力量面前，李渊顶不住压力。
他曾经计划一把火烧掉长安，然后迁都到远离突厥的江汉平原，以一种眼不见心不烦的心态，过几年安稳日子。
但李世民坚决反对，他当着满朝文武，许下豪言，“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
这当然是豪气干云的英雄行径。
李渊醒悟过来之后，发自衷心地赞扬李世民说：“吾家千里，信不虚也。”
当时，赞成迁都的太子李建成还酸溜溜地在旁边讥讽，认为李世民不过是打打嘴炮罢了。
现在几年过去，李世民当年吹过的牛，必须要竞现了。
李世民为了这一天，已经等了很长时间。
渭水之盟后，他每天组织几百个将士，在内庭的显德殿，舞刀弄枪，弯弓射箭。
即使出于安全和身份的考虑，谏臣们想尽办法想阻止，也动摇不了李世民想决战的决心。
但他却永远都不会想到，李唐和突厥的决战，会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结束。
这缘于突厥的忽然衰败。
他们流年不利，历经天灾人祸，军事力量也在和薛延陀的攻战中消耗殆尽，连漠北的老巢都被薛延陀占领，只能僻处大漠之南的狭窄地区，生存空间日益狭窄。
不进则退，是自然之理。
他们现在变成了待宰的羔羊，实际上，现在的突厥，已经不够资格成为李世民的对手了。
在过去的几年，李世民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和突厥在战场之上，正面对决。
贞观元年（618年），李世民就捕捉到一个战机，但他同样也有所顾虑。
他征求元老派萧瑀和长孙无忌的意见，他先开口说“颉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待。今击之，则新与之盟；不击，恐失机会，如何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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