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罗暴毙，新王即位。
隋朝的义成公主又成了关键人物，她位尊权重，认为处罗可汗的儿子郁射设丑弱，无法领导突厥更进一步向前。
突厥传统，儿子或兄弟都可立为可汗，子既不行，选择处罗的兄弟为大可汗，是题中应有之义。
他就是继位者颉利可汗。
当年他任莫贺咄设时，牙帐设在五原，和梁师都一起为患李唐的北境，但五原一线，始终被李唐军队死死压制，虽有边患，却无伤根本。
突厥选取他做大可汗，似乎给突厥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是搅局者而不是定局者。
颉利刚上位，往南方一看，彻底傻眼了。
天下虽然还是那个天下，但似乎再找不到一个能和唐朝对打的帮手了。
所有够资格的隋末割据政权，都被李唐一扫而空。
李世民在河南一战擒双王，河南和河北之地，如秋风扫落叶之势，被李唐收割到政权之内，北方尽归于唐。
李唐在南方的攻势，更是势如破竹，
刘黑闼虽然在河北复起，但在洺水被李世民一战击溃，窦建德和他所着力经营多年的核心力量，一朝之间，损失殆尽。
虽然刘黑闼逃入突厥，想借助他们的力量，东山再起，但败军之将，不足言勇，已是日薄西山，再也无能为力。
颉利可汗发现了一个事实，突厥必须转变身份和认知，从旁观者正式转为参赛者。
要想阻止李唐变得更强大，或是恢复突厥的荣光，他们必须亲自下场比赛了。
天底下，哪里还能找到比突厥更能打的军队？
突厥人并不惧怕，正面和李唐王朝开干。
相比于第一阶段，突厥扶植各种势力反隋，第二阶段准备扶植杨政道的流亡政府而言，唐朝和突厥的关系正式进入第三个阶段。
两国之间，正面的，全面对抗开始。
李唐太不容易了。
一路走来，李渊从卑躬屈膝，向突厥俯首称臣，不惜花费无数的子女玉帛，换取时间和空间，终于取得了成效。
李唐王朝已经正式成长为，可以和突厥分庭抗礼的，让人望而生畏的帝国。
在第三阶段，这两个东亚大国，将为争夺霸权而正面开战，谁才能笑到最后？
颉利可汗认为自己是天选的那个幸运儿。
他接手了一个庞大而强盛的帝国，当时东突厥号称控弦百万，强盛自古未有，已是名副其实的东亚霸主。
和他的前辈们不同，颉利有更远大的抱负和理想。
他不满足于仅仅从中原王朝搜刮些民膏民脂，他梦想直接驾凌到中原王朝之上，甚至有入主中原之志。
为此，他开辟了第二战线。
对关内道（长安所在）本身发起直接的攻击，时刻威胁长安。
相对于从河东道发起的抢掠行动，有隔靴搔痒的性质不同，都城长安处于朝不保夕，或需要戒严的状态。
突厥人的军队总是能轻易推进到，离长安八百里远的原州（今甘肃固原），甚至兵临长安城下。
这引发了李唐王朝的一场迁都的政治风波。
但在颉利可汗将进攻重点转向关内道以前，双方在河东道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核心是北线的雁门和马邑。
雁门郡是农业和游牧民族的传统界限，本身地势险要，是天下之阻，分别内外，是兵家必争之地。
如日中天的隋朝，和突厥在河东道北线的最远边境，达到了恒安（今山西大同），但隋末分崩，今时不同往日。
刘武周败亡后，处罗可汗统治下的突厥接管了刘武周的势力范围，石岭关（今山西太原和忻州交界处）以北，尽入突厥之手。
但突厥在石岭关以北的统治，非常松散而脆弱，他们只是派了少量的驻兵，以宣示主权，这和突厥的国家利益有直接关系。
正如郑元寿在说服颉利可汗退兵时，有过神之一问：“突厥得汉，复何所用？”
游牧和农耕，是完全不同的二种生活方式，这注定突厥人在中原大地上，只能是过客，而不会成为主人。
石岭关以北的情况类似。
突厥人无法在这块土地之上建立有效而坚固的统治，当李唐国力上升时，隋末失去的领土，李唐将一步步向北推进，一寸寸再收回来。
这首先源于李（胡）大恩的出现。
他是代州人（今山西忻州），原来是窦建德属下，以城降唐之后，被赐姓李氏，授与代州总管，封为定襄郡王。
李渊对李大恩寄予厚望，李大恩没有辜负他。
他将总管府设在雁门，在他的经略之下，将石岭关以北的突厥和盗匪势力，全部被连根拔起，唐朝往北的发展，跨出了关键的一步。
雁门终于重新见到了李唐的太阳。
此消彼长，敌进我退，当颉利当政时，引发了突厥的报复和进攻。
颉利可汗亲自率领大军来找回场子。
但他首战就被击退，在卷土重来的第二次战斗中，李大恩派出的军队全军覆没，甚至行军总管王孝基也被俘虏，只身得以逃回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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