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承其重，必利其器。
在囚禁了长安的特使崔敦礼后，李瑗举兵谋反。
兵曹参军王利涉提出了十六字方针的优胜战略：先取河北，北联突厥，二地齐进，攻占长安。
这是以传统的东西两分为依据，然后，吞并关中的布局。
他对于山东豪强想造反的心理，了然于胸，他充满自信地说道：“山东之地，先从窦建德，酋豪首领，皆是伪（窦建德）官，今并黜之，退居匹庶，此人思乱，若旱苗之望雨。”
王利涉条分缕析地提出先下河北之策，“王（李瑗）宜发使（者）复其旧职，各于所在遣募本部，诸州倘有不从，即委（豪强）随便诛戮。此计若行，河北之地可呼吸而定也。”
这确实是上计，这也是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河北三镇事实上脱离中央政权的深层原因。
河北之地，李唐一朝，自窦建德之后，从来不曾服气过。
王利涉的计划并不止于河北，他还有一个看似完美的攻占长安的计划。
“然后，分遣王诜北连突厥，道自太原，南临蒲、绛，大王整驾亲诣洛阳，西入潼关。两军合势，不盈旬月，天下定矣。”
河北之地，自东魏、北齐以来，从文化和武力的对比上，从来就不怵西边的关中政权。
这是刻在基因和骨血里的自信、自满、自大和自狂，当出现不世之枭雄时，河北就是动乱之源。
虽然最后北齐被北周统一，但北齐一直以汉族正统文化继承者自居，武力也传承自北魏正朔，他们视关中的北周政权不过是蛮夷之地，化外之所而已。
这又是另外一种不服。
他们统一的身份是“山东人”，崤山以东的人士。
因而，历代关中统治者，都对山东人士格外防范，这里有传统上，也有文化上和心理上的原因。
即使强如李世民，也是依靠和重用了很多山东人士，才得以定鼎天下。
但他登上皇帝大位后很久，依然从心底里对他们有一种不自觉的排斥感。
这种心态和行为，遭到了张行成明确的反对，他苦口婆心地对李世民进谏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有东西之异；恐示人以隘。”
因而，王利涉的先收河北的大计，有现实的基础，也有很大的成功机率。
但李瑗还没有真正举兵，就被内斗给葬送了。
这起源于权力之争。
王利涉的计划虽然完美，但需要具体的执行人。
这出现了一个矛盾，王利涉都想让王诜做谋主，当谋反刚开始时，李瑗也同意，并且第一时间召唤王诜，前来商讨起兵的事宜。
这是一个去王君廓的计划。
王利涉高瞻远瞩地对李瑗说：“王君廓反覆，不可委以机柄，宜早除去，以王诜代之。”
但李瑗却出现出尔反尔，犹豫不决的致命漏洞。
各种风言风语难免传到了王君廓耳中，这引发了灾难。
王君廓自视甚高，不能久居人下，他现在既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又面临生命危险。
嗅出危险的王君廓，升腾起不可抑制的怒火，李瑗还没来得及造反，他就先造了李瑗的反。
五君廓说干就干，他立即飞马去见王诜。
王利涉没有看错王诜，王诜足当国士。
他当时正在洗头，以为王君廓有重大军情和自己商量，头发还没干，就随手一卷，没有任何防备，出来就会见王君廓。
对于这只送上门的羔羊，王君廓毫不客气，手起刀落，一刀斩落李瑗的依靠。
一不做二不休，他必须一鼓气将谋反进行到底。
王君廓提着王诜的脑袋，蛊惑部下们说：“李瑗与王诜共反，禁锢敕使（崔敦礼），擅追兵集。今王诜已斩，独李瑗在，无能为也。”
然后，他给大家指出了一条活路，“汝若从之，终亦族灭；从我取之，立得富贵。祸福如是，意欲何从？”
虽然是提问，但情势很明显，这只是一个陈述和命令的语句。
王君廓说的在情在理，加上他凶猛的目光，也时刻提醒部下们，除了跟随他起兵，并没有第二条路。
兵将们异口同声地说：“皆愿讨贼。”
为了取信于军，也为了让他们的起兵有一个合理的借口，王君廓第一步是潜入大牢释放了长安的特使崔敦礼。
然后他们直扑李瑗的住处，兵变正式开始。
李瑗第一时间得到消息，赶忙率领几百甲士前来，以期挽回局面。
但胜败已经成定局。
当大唐的使者崔敦礼，出现在王君廓的军队中，谁反谁顺，已经一目了然，王君廓只说了一句话，“李瑗作逆误人，何忽从之，自取涂炭。”
在可以生的情况下，没人会刻意寻死，况且现在强弱胜负已分，李瑗的部下，再没有抵抗的勇气和意义。
李瑗一方的战意立即崩溃，他们全部阵前倒戈，奔散逃亡。
一瞬之间，李瑗就成了孤家寡人。
当他看到前一刻自己还威风凛凛地率领几百甲士，享受前呼后拥的成就感，这一刻，他骨子里涌上了浓烈的肃杀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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