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止利好，更是救命。
长安城是李渊的天下，但在战场之上，李世民才是大唐真正的战神。
突厥自颉利可汗上台之后，在梁师都的教唆下，比以往历次突厥的入寇更为凶猛和直接。
历观整个李唐王朝，对付突厥人，李世民是不二人选，李渊深知此点。
他不可能无视突厥的压力，在这个节骨眼上，让李世民失去一切。
当时李唐王朝，因为突厥之患，甚至于非常慎重地考虑过往南方迁都。
这并非谣言。
有人上书言事，有理有据地说：“突厥屡寇关中，以子女玉帛在长安故也。若焚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息矣。”
李渊慑于突厥之强，已成惊弓之鸟，他真实地派出了使者，往山南寻找适合建都的城市。
并非只有李渊有逃避之心，朝廷中的元老派和李建成、李元吉都同意迁都的建议。
但只有李世民坚决反对。
他壮怀激烈地向李渊进言说：“迁都以避之，贻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乎！”
李世民接着以舍我其谁的霸气，继续做李渊的工作：“彼霍去病汉廷一将，犹志灭匈奴；况臣忝备藩维，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致之阙下。若其不效，迁都未晚。”
李渊是大唐开国之君，气魄还在，思量之下，知道逃避也并非上策，他对李世民表示赞扬道：“善”。
李建成心中不乐意了。
他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昔樊哙欲以十万兵横行匈奴中，秦王（李世民）之言得无似之。”
樊哙所言，已被证明只是一句大话虚言，李建成用李世民相比樊哙，满屏的讽刺意味。
李世民并不生气，他气定神闲地反击道：“形势各异，用兵不同，樊哙小竖，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敢虚言也！”
在李世民“十年灭突厥”的豪言坚持之下，南下迁都的计划才暂时终止了。
虽然因为突厥的压力，李世民的处境得经改善，但他并没有取得李渊进一步的好感。
因为，突厥的压力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可以保护李世民，一样也可以伤害他。
中伤的理由冠冕堂皇，“突厥虽屡为边患，得赂则退。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也。”
养寇以自重，古今所在多有。
李世民的对手们将李渊也拉下水，直指李世民的胃口并非止于太子之位，最终目标是皇帝宝座。
这是一句杀人诛心的话，直指问题的实质。
自从平定洛阳之后，随着李世民军功日盛，秦王府中人蠢蠢欲动，李渊虽然已经着意压制李世民的风头和势力，但他同样感受到，来自李世民强大实质型压力。
李世民终于成长为一个连李渊也需要忌惮的角色。
他面临不进则退，一退就死的绝地。
李世民不认命。
求变才能生存，他开始计划应变的措施。
长安始终是李渊的地盘，李世民将目光投向东方，在洛阳，那是足以匹敌长安的东都，一旦形势恶劣，他还可以凭洛阳扭转战局。
李世民是一个行动派。
他先派遣心腹温大雅镇守洛阳，然后让张亮带领一千多精锐，出关交结山东豪俊。
也许这是李世民的底线。
最不济也可以东西抗衡，作个权重一时，割据一方的藩王，他决不会束手待毙。
但李建成开始发难。
李世民可以利用杨文干事件，李建成一样对他的行动了如指掌。
李建成先抛出一个让李世民无可回避的指控，他让李元吉告发张亮图谋不轨。
这是重罪。
张亮立即被投进监狱问罪，但张亮并没有被吓倒，显然，在李世民的干涉下，他没有被使用大刑，更不用说屈打成招。
张亮一言不发，在没有确凿证据之下，迫于压力，李建成竟然释放了张亮，让他重归洛阳。
李世民又赢了一把。
李建成还是不够狠，也不够毒，他还没有明白政治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但李世民不同，他在战场之上，见惯了太多的生离死别，鲜血淋漓，他早就明白，在这个世界上，谁够狠，谁的拳头更硬，谁才能生存得下去。
双方终于要摊牌了。
这起源于李渊的一个提议，李渊敏锐地感觉到他的二个儿子之间，已成水火不容之势，他没法调和，那就只剩下一个方法，将他们调离分开。
虽然这不是一个治本的方法，但却可以延缓矛盾的激发，或者，时间可以治愈他办不到的难题。
他语重心长地对李世民说：“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州）以东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
但这件事情被李建成阻挠。
他和李元吉一合计，认为如果让李世民东出关中，那就再难被控制。
“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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