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旧官僚们抬出了，当日杨隋不开仓救济灾民的理由。
他们振振有词地表示反对，“百姓饿者自是弱人，勇壮之士终不肯困，国家仓粟须备不虞，岂可散之以供小弱？仆射（曹珍）苟悦人情，殊非国计。”
每一个理由都切中李轨的内心，他既怕群臣树立私德和名誉，危及自己的权威和统治，又害怕战争来临时，缺乏必要的物资。
这是一个现实的世界，有财就有势。
于是，他同意让老百姓自生自灭。
这彻底断送了李轨的声望，民心士气，一朝尽失，李轨再也无能为力，他的灭亡指日可待。
恰好在这个时候，安兴贵从长安城单人匹马，施施然进入姑臧。
他生于斯，也长于斯，这是他魂牵梦绕的故乡，这次回来，他将在这里建功立业，也将和他心爱的家乡一起辉煌，也一起老去。
他将开创属于自己的传奇。
安兴贵老成持重，他隐瞒了自己作为李渊使者的身份，但他作为姑臧安氏一族的中坚人物，又刚从长安城回来，眼界已宽，见识自然水涨船高，和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大有不同。
真正的人才，放到哪里都是稀缺之物。
不出所料，安兴贵得到了李轨的重用。
对于见过世面，又兼本地豪族代表的安兴贵来说，和李轨见面的第一件事情，非常自然地，就是向他请教自安之术。
李轨或者也知道，德不配位，必有灾秧的道理。
他这皇帝做得太辛苦了，如何自安，如何自保，或许在无数个夜晚，李轨心中翻腾，夜不能寐。
安兴贵给了李轨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
他先客观分析了李轨面临的处境，他高瞻远瞩地说道：“凉州僻远，人物凋残，胜兵虽十余万，开地不过千里，既无险固，又接蕃戎，戎狄豺狼，非我族类，此而可久，实用为疑。”
然后，他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今大唐据有京邑，略定中原，攻必取，战必胜，是天所启，非人力焉。今若举河西之地委质事之，即汉家窦融，未足为比。”
从理性上看，这确实是个稳妥的选择。
李轨陷入长久的沉默。
或者他想起了义旗刚举之时，自己信心满满，也想起自己当上皇帝之后，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时至今日，他实在已是心力憔悴，自己虽然高居皇帝之位，但却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不得自由。
也似乎更加没有安全感。
也许，他向安兴贵请教自安之道，只是想让他在庞大的胡商势力和自己之间，获得一个折衷的方案。
投降了唐，现在为时已晚。
甚至于自己想摆脱这个皇位，也是力不能及了。
李轨心有不甘地辩解说：“昔吴濞以江左之兵，犹称己为‘东帝’，我今以河右之众，岂得不为‘西帝’？彼虽强大，其如予何？君与唐为计，诱引于我，酬彼恩遇耳。”
安兴贵听到李轨如此狂妄坚定的话语，心中凉了半截，知道李轨根本就不可能被说服。
此情此势之下，让李轨降唐，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因为李轨的这种指控非常严重，严重到可以上纲上线，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
安兴贵庆幸自己没有亮出李渊使者的身份，他见势不妙，赶快表明态度，谦恭地对李轨说：“窃闻富贵不在故乡，有如衣锦夜行。今（安氏一族）合家子弟并蒙信任，荣庆实在一门，岂敢兴心，更怀他志。”
安兴贵稳住了李轨的情绪，为自己争取到必要的时间和空间。
但他也是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强人，安兴贵转入地下活动。
他私下谨慎的行动，有若雷霆之势，可以想见，他很早以前就在策划这次行动，如果和李轨谈不拢，他就将实行第二套方案。
这个方案，非常简单，就是以武力夺取李轨的政权。
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从进程来看，安氏一族才是西凉政权的真正实力派，而李轨早就失去了对权力的掌握。
谈不拢，就直接干。
胡商集团明目张胆地发动兵变，将李轨围于城中，困兽犹斗，何况堂堂一国的皇帝。
李轨立即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军队，和胡商集团明刀明枪对抗。
但势易时移，更多的反抗者加入到胡商的阵营，其中，有一支军队，本来可以成为李轨心腹的队伍，走到了叛乱的前头。
那是奚道宜的三百精锐骑兵，他们原本是薛举麾下的核心力量，薛举败亡之后，奚道宜往西逃到李轨处，想求得庇护。
这本来完全是一支可以争取到的力量，但李轨此人，圆熟于小恩小惠，却谙于大是大非。
他本来确实想招揽奚道宜，也向他承诺了一个刺史的位置，
但他看到奚道宜才带来三百人马，就大有轻视之心，立即收回了刺史的任命，并且，奚道宜在河西政权之中也并不受礼遇，更别说尊敬。
这种前恭后倔的行为，激怒了奚道宜，他发誓要让李轨受到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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