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太原起事的元老，刘文静并没有随李渊亲征，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刘文静老于政治，熟谙人心，又颇富智计，颇有纵横捭阖之才，因而，为了稳固大后方，他被李渊派往突厥，以期争得最有利的战略位置。
他现在刚刚回归李渊的前线大军。
刘文静出使突厥，除了正常外交之外，如何巧妙地在臣服突厥的条件下，又不失去李渊对局面的掌控力，就是一项玄而又玄的任务。
毫无疑问，突厥人会在李渊军队之中，直接派驻骑兵，一是增强李渊的战斗力，二是可以就近和及时捞取更多的财富。
因而，当时北方起事的各路反王，奉突厥为主，突厥人支持骑兵和马匹，以增强战斗力，是正常作法。
但李渊临别时，曾经语重心长地亲自面授机宜说：“突厥多来，民无存理。数百之外，无所用之。所防之者，恐（刘）武周引为边患。又胡马放牧，不烦粟草。取其声势，以怀远人。公宜体之，不须多也。”
显然，李渊对突厥从一开始，就颇有防范之心。
一方面是必须借兵借马，以结成稳固的同盟，以防止刘武周乘虚而入，袭击自己的大后方。
但另一方面，李渊是个有追求的政治家。
他深怕引狼入室，当突厥坐大时，不好控制。
因而，李渊想走一条，依靠突厥的军马壮大自己，但对于突厥的骑兵，却想借而不重用。
自己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
李渊经营马邑时，和突厥的骑兵正面硬刚过，他深知突厥骑兵强悍的战斗力，人少易制，人多就可能失控。
这种力量，确实是恐怖的，桑显和很快就尝到苦果。
因为，刘文静从突厥回来时，带来了五百骑兵，还有二千匹战马。
这显然是一大利好，这意味着和突厥结盟的正式形成，也意味着太原暂时是安全的，李渊可以全力进军关中。
但相比这种战略优势，李渊立即享受到了实时的利益。
屈突通贯彻了既定的战略，当李渊的军队开始试渡黄河时，他派出了骑兵的主将桑显和，这是屈突通手上最精锐的一支部队，总数有数千人，全部是训练有素，颇富战斗力的骑兵。
以隋军的训练，人数和装备而言，对付李渊的渡河先头部队，虽然李渊早就吩咐渡河众将，防备屈突通的袭击，但双方的力量对比，似乎并不成比例，李渊处于明显的劣势。
以常规而言，桑显和将功成一役，对付李渊渡河的先遣部队，绰绰有余，但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桑显和养精蓄锐，全力冲击，刘文静首当其冲，大河之畔，地平如洗，并没有天然的堡垒可供守备。
加上河东城的隋军数千骑兵精锐，这似乎是一种无法抵御的力量。
刘文静很快就抵挡不住了。
他损失了几千人马，眼看渡河大军就将被击垮，刘文静祭出了杀手锏，他派出了突厥骑兵。
当这支部队象鬼神一样地出现在桑显和军队的后面时，胜负已分。
突厥骑兵展示出他们的强悍，或者更确切点说，他们的出现，明显代表了李渊已经得到了突厥的认可和支持，这种心理上的暗示和震撼力，一下子就击溃了桑显和。
隋军在出其不意，加上乍见突厥骑兵的冲击下，战意崩溃。
桑显和无力回天，他的整支部队被冲散，并且被李渊的骑兵穷追不舍，一直追击到饮马泉，桑显和的骑兵部队，已零落殆尽。
他只身逃回河东城。
经历了这次惨败，屈突通再没有本钱，也不敢再主动出击了。
即使当李渊的大部队正式渡河之际，屈突通也只能龟缩于城内，向黄河滚滚流淌的方向，望而兴叹。
关中完了，隋朝也将玩完了。
河东城失去了战略纵深，只剩下了一个座孤城，但河东城，在历史上，是一个充满了传奇的城市。
即使是孤城，它也将孤独而顽强地坚守很久。
这也是李唐开国之战中，极少有的坚韧顽强抵抗的城池。
河东虽然没有攻下，李渊却迎来了他生涯的高光时刻。
关中隋朝的旧官僚系统向他臣服了。
如果说孙华只是代表了关中本土豪强的臣服，那冯翊郡守萧造、华阴县令李孝常的献款投诚，尤其是长安城直辖的京兆、万年和醴泉等县的俯首，就意味着李渊已经被隋朝的上层社会正式接纳。
至于三秦士庶，衣冠子弟，更是老幼相携，来者如市。
李渊，就是时代的新王，是新的天选之子。
于是，他终于等到了这个最佳的渡河。
屈突通镇守的河东，本来是个问题，但李渊看得非常通透，他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
在如何对待河东城的问题上，李渊内部其实有完全不同的意见。
以裴寂为首的一派认为：“今（屈突）通据蒲关，若不先平，前有京城之守，后有屈突（通）之援，此乃腹背受敌，败之道也。不若先克河东，然后西上，长安恃通为援，通败，长安必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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