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猎猎，李渊立于城头，沉默不语。
霍邑之战，他虽然是胜利者，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城破之后，当李渊看到数里之间，血流蔽地，僵尸枕藉时，悲怆之感油然而生。
他悲天悯人地对着部下道：“乱兵之下，善恶不分，火烧昆山，谁论玉石，无妨死人之内，大有赤心于我者也。取来不得，及此阵亡，生未被知，没有余恨。静而思之，良深痛惜。”
如果家大业大，自然无惧于这种毁损，但杀敌一万，自损八千，这种消耗，却不是李渊可以承受。
没有任何时候，会比这一刻，让李渊确定政治路线，会比纯军事路线，会更接近成功。
李渊断然地说：“从今已去，当以文德来之，不复用兵戈矣。”
此战之后，更加坚定了李渊用官职去获取民心，激励跟随随者的决心。
并且，李渊有授无类。
他创新性地扩大军功和官职的授与范围，对于隋朝的贱民或是徒隶之人，只要有功，李渊一律一视同仁地奖惩。
李渊充满深情地说道：“岂有矢石之间，不辨贵贱，庸勋之次，便有等差。以此论之，将何以劝。黥而为王，亦何可妨也。”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创新。
隋朝的贱民，很多都是犯罪或敌对势力的官员，被流放的家属或亲人，他们本来已经彻底陷入黑暗的底层，再无翻身之日。
但李渊起兵之后，他们看到了重新恢复昔日荣光的机会。
这释放了一股无可抵御的足以摧毁旧制度的力量。
这种机会和希望，让李渊的义兵，众望所归，一时之间，附者如鲫。
李渊，显示了他作为新主的的海纳天下，包容一切的气概和能力。
李渊在霍邑的所作所为，是一本教科书。
他延续了西河宽明的政策，李渊发出明令，“（宋）老生之外，孤无所咎，纵卿不诚于孤，亦当以赤心相仰。”
同时，李渊又开始他的大规模封官的大计，以慰众心。
但霍邑毕竟不同于小小的西河城，有二种新出现的情况需要李渊创造性地去解决。
霍邑毕竟是是隋朝在河东郡重要的军事据点，对于留守的隋朝官兵，如何处理？
霍邑的留守军队，有一部分是隋朝杨广的嫡系部队。
李渊展示出了过人的大度，他的原则是：让兵士们自行决定自己的未来。
他们可以留下来做义兵，跟随李渊重新开始。
同时，李渊也可以让他们西入关中，或是东归洛阳，并且好人做到底，给予相关费用。
这也是一种高明的政治之术，既展露出李渊王者的气度，同时也代表了李渊在旧制度中的游刃有余，他既是革新者，也是旧制度的维护者的身份，得到了最大的强化。
李渊在朝野之间的口碑与日俱增。
这直接影响到了第二个新出现的问题。
太原是李渊的起兵之地，也是大后方，李渊现在亲率大军西入关中，但他却和传统的流寇大相径庭。
李渊有夺天下之志，就不能采取普通的义军或是流寇的战法，兵不留行，烧杀掳掠的作战方式，他更需要在政治赢得人望。
杀人和报复虽然可以痛快一时，却并不足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霍邑是李渊西进路上的第一个战略要点，他需要以此基点，招降纳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是一种高屋建瓴的政治之术。
李渊并不着急，他想看看自己和当年杨玄感起兵，会有多大的不同。
他收获了巨大的满足。
李渊按兵不动，现在需要周围的郡县选择站队。
在李渊坐镇霍邑的当口，各路观望的隋朝郡县官吏，本土豪强，在李渊的政治攻势之下，如影随形，所至皆下。
李渊已经形成为万民之主的口风，取得了战略上的大优势。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更好的消息来自于河南。
关中自古帝王家，秦虽偏处西边，但据其地，终于统一六国。
刘邦得关中而王，项羽去关中而失天下，人所共知。
因而，要想得天下，必取关中。
从太原西渡黄河，进入关中，是一条传统的要道，从东都洛阳西进，则更加有利而迅速。
如果河南的割据力量，抢先一步西入关中，那李渊只能望而兴叹。
但现在河南之地，洛阳附近，已乱成一锅粥。
李密，洛阳留守越王杨侗，加上杨广派过来平乱的王世充，三大势力，虽然互有胜负，但暂时维持了一种动态的平衡。
他们在洛阳周围残酷厮杀，互相牵制，却都无力真正西顾。
即使李密曾经派柴孝和经略关中，也一度取得可喜的局面，却因为李密的一次兵败，再加上柴孝和溺水而亡，而偃旗息鼓。
这为李渊留下了至为重要的空间和时间。
天命似乎在等待李渊，让他成为关中的主人。
但他还需要尽人事，为自己争取得更优胜的局面。
面对如日中天，天下万人景仰的蒲山公李密，他需要对李密做出一种低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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